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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与华为2012实验室
作者:南方网  文章来源:本站整理  点击数4472  更新时间:2016/11/16 22:27:53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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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出了腾讯,像一骑绝尘的飞马;深圳出了华为,像一头沉默的雄狮。这是深圳的奇迹,更是新时代的图腾。而“内部消息”、“内部讲话”、“内部参考”之类文本,较之公开宣示的高调张扬,更容易取信于“真”,取胜于“实”。

“任正非与华为2012实验室座谈会纪要”网络曝光已经过去,但再看,还是有其价值。据说在《华为基本法》中有这样的规定,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华为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但早在2010年,华为就已悄然进入信息服务业。时下动作更是频仍。华为常务副总裁郭平在公开报道中表示,“出版行业正面临从传统印刷向数字出版过渡的历史机遇,作为全球领先的电信设备和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将充分整合深厚的行业资源和技术成果,开拓全球运营商数字阅读市场和相关行业市场。”因此,这份座谈会纪要,对于我们来说,更是常读常新。

感触最深的倒不是任正非的大格局、大视野、大魄力,而是他“长期挣小钱”的大战略——“当全世界都在摇摆,都人心惶惶的时候,华为公司除了下面的人瞎惶惶以外,我们没有慌,我们还在改革。至少这些年你们还在涨工资,而且有的人可能涨得很厉害。我们为什么能稳定,就是我们长期挣小钱。”

“改革——稳定——挣小钱——改革”,这样的概括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是华为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老子曰:“反者道之动”。也许,在大而全的报业转型潮流之外,还有另外一条条涓涓细流在山间哗啦啦地流。


文章内容:

华为2012实验室

“2012实验室”是华为的一个部门,专门搞创新基础研究。这个名字有来历,任正非看了电影《2012》以后说,以后信息爆炸像数字洪水一样。华为想生存下来就得造方舟。2012年7月2日下午,任正非与2012实验室干部与专家座谈,部分董事会成员、公司各部门领导也应邀参与。以下内容根据任正非的座谈内容整理而成。

创新的土壤

中国创造不了价值是因为缺少土壤,这个土壤就是产权保护制度。

在硅谷,大家拼命地加班,说不定一夜暴富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当年我去美国的时候,他的公司比我们还大,他抱着这个一夜暴富的想法,二十多年也没暴富。像他一样的千百万人,有可能就这样为人类社会奋斗毕生,也有可能会挤压某一个人成功,那就是乔布斯,那就是Facebook。也就是说财产保护制度,让大家看到了“一夜暴富”的可能性。没有产权保护,创新的冲动就会受抑制。第二个,中国缺少宽容,人家又没危害你,你干嘛这么关注人家。你们看,现在网上,有些人都往优秀的人身上吐口水,那优秀的人敢优秀吗?我们没有清晰的产权保护制度,没有一个宽容的精神,所以中国在“创新”问题上是有障碍的。大家也知道Facebook这个东西,它能出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东西要是在中国出现的话,它有可能被拷贝抄袭多遍,不要说原创人会被抛弃,连最先的抄袭者也会家破人亡,被抛弃了。在美国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你是不能抄的,你抄了就罚你几十亿美金。这么严格的保护制度,谁都知道不能随便侵犯他人。实际上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别人用来打压我们的手段,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几十年、上百年后我们国家的科技就有希望了。但是科技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问题,一个理论的突破,构成社会价值贡献需要二三十年。

在华为的创新问题上,第一,一定要强调价值理论,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一定是为了创造价值。但未来的价值点还是个假设体系,现在是不清晰的。我们假设未来是什么,我们假设数据流量的管道会变粗,变得像太平洋一样粗,建个诺亚方舟把我们救一救,这个假设是否准确,我们并不清楚。如果真的像太平洋一样粗,也许华为押对宝了。如果只有长江、黄河那么粗,那么华为公司是不是会完蛋呢?我们是从人类社会的需求和价值基础上,假设将来数据流量会越流越大,但这不一定符合社会规律。马克思理论假设的前提是那时候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他说的物质极大丰富,准确定义是什么呢?因为马克思没有拿出标准的数学公式来,我们还以为有更高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的假设是要接受长期批判的,如果假设不对,那我们就要修正。

第二,在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更多地宽容失败。宽容失败也要有具体的评价机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允许大规模的宽容失败,对于高端研究领域,我认为模糊区域更多。有一些区域并不是模糊的,就不允许乱来,比如说工程的承包等都是可以清晰数量化的,做不好就说明管理能力低。但在模糊区域,我们不知道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会做成什么。因此,在思想上要放得更开。

关于自主创新的问题,这是一个封闭系统。我们为什么要排外?我们能什么都做得比别人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自主,自主就是封建的闭关自守,我们反对自主。第二,我们在创新的过程中强调只做我们有优势的部分,别的部分我们应该更多地加强开放与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构建真正的战略力量。我们非常支持异军突起的,但要在公司的主航道上才好。一定要避免建立封闭系统,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特别是硬件体系更要开放。不开放就是死亡,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

长期投资和短期利益的矛盾

如果在短期投资和长期利益上没有看得很清楚的人,实际上他就不是将军。将军就要有战略意识,没有战略意识怎么叫将军呢。

华为能从当年三十门四十门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商走到今天,没有将军的长远眼光就不能走到今天。为什么我们后继就产生不了将军呢?是文化机制问题,考核机制问题。胡厚昆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利益机制要从“授予”改成“获取”,授予就是我们上面来评,该你多少钱该他多少钱,大家都希望多拿钱。以后我们改成“获取”、“分享”。就是我们整个考核机制要倒过来,以利益为中心。为什么我们机关这么庞大,是因为机关来分钱,机关先给自己留一块,自己发得好好的,工资也涨得好好的,剩下的让阿富汗的弟兄们分,结果他们也拿不到多少。那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不能鼓励产生英雄的机制,不能产生战略的机制,所以我们现在要调整过来。

在这个过渡时期,我们呼唤更多有战略眼光的人走到管理岗位上来。看问题要长远,我们今天就是来赌博,赌博就是战略眼光。赌什么呢,赌管道会像太平洋一样粗。

我们要做到太平洋的流量体系,有没有可能做到?我就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空中客车和波音的的竞争,波音就假定了这个世界是个网络型的世界,点到点的飞行,这样就不需要枢纽中转就可以直达这个小城,因此波音没有做大客机,波音在小的点对点上改进,点对点的飞行。而空中客车假定是“枢纽”型,到法兰克福先坐大飞机,再转小飞机,所以三百人的飞机就首先问世了。

我们今天就要假设未来的架构是什么样的架构?如果我们假设都不清楚,我们对未来就是一个赌博,就是赌这个带宽是多少。我们没有先进武器,拿大刀长矛去砍飞毛腿是砍不掉的,我们需要有东西去对付他。我们不指望都有英明领袖,我们是共同来推动大家都有战略眼光。

华为公司也曾多次动摇过。人生还是要咬定自己的优势特长持续去做。我和欧盟副主席聊天,他问我,全世界的经济都这么困难,你怎么敢大发展?我说第一点,我们的消费是小额消费,经济危机和小额消费没关系,比如你欠我的钱,我还是要打电话找你要钱,打电话就是小额消费。第二点,我们盈利能力还不如餐馆的毛利率高,也不如房地产公司高,还能让我们垮到哪儿去,我们垮不了。所以当全世界都在摇摆,都人心惶惶的时候,华为公司除了下面的人瞎惶惶以外,我们没有慌,我们还在改革。至少这些年你们还在涨工资,而且有的人可能涨得很厉害。我们为什么能稳定,就是我们长期挣小钱。

历史与今天

这两天看王国维的电视剧,王国维是鲁迅先生骂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今天回过头看这个人的哲学思想是很伟大的。当年张之洞去开矿山、办工厂,李鸿章搞洋务的时候,王国维说:“振兴中华要靠哲学”。但是,他还是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作为清华大学教授,最后投湖自尽,自杀了。

中国有两个痛苦的灵魂,以前说最痛苦的灵魂是鲁迅,现在往前走一步,王国维也是中国最痛苦的魂。王国维讲哲学才能改变中国,今天来看确实是这样的。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及整个欧洲社会,他们在哲学体系上搞清楚了,他们国家几百年没有动乱过。

而我们的政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就是从上到下我们的价值观上没有统一,哲学观点没有统一。今天重新纪念王国维是来源于王国维这句话,是因为他对中国洋务运动的批判,中国应该先搞哲学,来改造人们的思想,国家才能有新的机制和体制产生,王国维以前是一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现在我们觉得他是很伟大的。还有一个伟大的人是李鸿章,李鸿章也是“不耻于人民的狗屎堆”,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者”,不仅自己“卖国”,他去和日本谈判签《马关条约》的时候把儿子也带去了,让儿子也参与了《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果爆发了五四运动。但是今天重新来看历史,重新来看《血色黄昏》,李鸿章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以后大家会重新去理解这个结论。所以不要为一时半时有没有光荣和功勋去计较。为千秋万代、中华民族要做出历史贡献。

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做基础科学的人,更多要看到你对未来产生的历史价值和贡献。我们公司要宽容“歪瓜裂枣”的奇思异想,以前一说歪瓜裂枣,他们把“裂”写成劣等的“劣”。我说你们搞错了,枣是裂的最甜,瓜是歪的最甜,他们虽然不被大家看好,但我们从战略眼光上看好这些人。今天重新看王国维、李鸿章,实际上他们就是历史的歪瓜裂枣。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有时候不需要急功近利,所以我们从来不让你们去比论文数量这些东西,就是想让你们能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但做得也不够好,为什么说不够好呢,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也不能完全做到统一,统一的价值观是经过多少代人的磨合才有可能的,现在我们也不能肯定,但是我们尽力去做。

婆婆肯定是不能替媳妇生孩子的,生孩子是要靠儿子和媳妇的努力,我们能扶起来的也未必不是阿斗,所以我们不是扶持而是选择。公司的内部政策也从培养制改成了选拔制,中国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因为没有人,必须要靠把你培养起来担负这个任务,中国遍地都是人,我就把最好的选来干就行了。因此我们对待供应商也是选择制,当然其中也会有一些战略,但不能因此就把我们当成是救世主,从来都没人救过我们。我也有危机感和恐惧感,所以我们要耐住寂寞慢慢往前走,终有一天我们能找到一个正确平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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