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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士董申保做客腾讯，漫谈求学经历,与网友展开互动。
郭桐兴：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院士访谈栏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长春地质学院前院长，我国著名的岩石学家，董申保先生。董老，您好！欢迎您！
大家知道，人生的经历就是宝贵的财富，那么董老今年马上就90高龄了，您的人生经历是相当丰富的，今天我们主要是想请董老谈一谈他自己的求学经历，首先我们想问一下，您是在哪一年考入北京大学的？
董申保：我是在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的。
郭桐兴：当时您考取的是北京大学的什么专业？
董申保：理学院。
郭桐兴：那么您为什么要从理学院又选择读地质系呢？
董申保：当时考进理学院以后，选择系是由个人志愿来填的，选择地质系首先是因为在全国来说，北大地质系是一流的，有名的大学。第二方面，就是地质系开的课程，面很广，既包含了基础课，又包含了生物学课程，和地质学课程。这个对于我广泛学习的兴趣，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就选了地质系。当然地质系当时的就业机会要比别的系的就业机会要多一点。
郭桐兴：为什么多呢？
董申保：因为就全国来说，招生的地质系并不多，招收进来的人也不多，地质系在当时是一个新专业，当时一些地质研究所和机构是对着北大地质系对口招人的。
郭桐兴：您在地质系大概读了多长时间？
董申保：我在北大地质系，（以后改成西南联大）读了四年，四年以后在研究院又念了三年，一共是7年，7年以后，就在北大或者是联大的地质系执教。两年后，就考取公费出国了，回来又在北大教书。我大学是在北大学的，而当时正好是抗战时期，北大搬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以后研究生也是在西南联大读的。
郭桐兴：那等于是您是36年考上北大，然后38年转为西南联大学生的？
董申保：37年是芦沟桥事变，38年西南联大成立。然后46年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恢复各自学校。
郭桐兴：因为我们在有关的一些报道当中，经常看到的是，有关西南联大的教学或者是教师，怎么克服一些困难，这方面的报道是比较多的。但是相对来讲，有关西南联大学生对当年的学习生活的一些感受，这方面的报道是比较少的。现在是不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作为当年西南联大的一名学生，您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谈一谈？首先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到西南联大去的？
董申保：当时芦沟桥事变是7月7号，以后日本人占北京大概是9月，大概是11月初，北京、天津通车。通车以后，我们是第一批从当时的北平坐火车到天津。当时学校因为没有准备，芦沟桥事变后，学校等于是解体了。后来给我们来信说让我们先到长沙临时大学上课。临时大学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合并形成的。但是我们从天津到青岛的过程中间，青岛到济南中间断了，因为已经被日本人占领，过不去了。然后我们就绕到上海。
郭桐兴：从青岛到上海？
董申保：上海又到香港，香港又签证到越南的海防。由海防再坐滇越铁路直接到昆明，中间转了一个大圈，大概是3月左右，到达昆明。那时候联大上课已经上了大概一个月不到，昆明西南联大是3月初开始上的课。
郭桐兴：那您去西南联大的路是兜了一个大圈子啊？
董申保：当时内陆的交通很不方便，长沙临时大学搬到昆明，大部分学生是走路去的，一部分学生也是绕着走的。当时如果直接走，没有铁路或公路交通，只能是由铁路到广州、香港，香港到海防，海防再到昆明临时大学，都转这个大圈。
郭桐兴：您能给我们谈一谈，您在西南联大学习生活的一些感受吗？
董申保：西南联大方面的一些报道是很多的，恐怕诸位也看到了，回忆西南联大有一些电视节目，也有专门报道，而且还有一些电影，例如《第二条战线》，是解放北平的一个电影。在这个电影里能够看到西南联大学生的一些身影，这方面恐怕大家看到的都很多了。但是我感到一个遗憾，在介绍这个过程中，过多的介绍的是当时北大、清华的教授怎么辗转从北平到昆明的，他们的生活是如何的，这是主要的。介绍学生只介绍了一些出名的学生，像杨振宁、李政道，他们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一些情况和生活。至于广大联大学生当时的生活和思想，以及当时的情况，报道得很少。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学生，可以说在昆明西南联大是经过了很长一个过程。念书，大学是在昆明，研究院是在昆明，工作也是在昆明。在这8年里头，对于联大学生的学习也好，思想也好，我是过来人，所以我想谈谈这方面的一些认识，以补足过去没有反映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关于联大的一些主要情况，恐怕很多人都知道，从我们来看，联大的8年的办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应该开辟一个特殊的专栏，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也就是说，在日本占领大部分中国领土的这样一个时候，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学校。而这个学校是三个学校的合并，不是一个学校。当时三个学校合并本来就会出现一些困难，而三个学校都是有名的学校。三个学校合并以后，又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困难下办学，而学生上学的条件又是大家很难想象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一批学生。应该说，西南联大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它创造了一个奇迹。
西南联大作为培养人来说，有这样一个统计，西南联大的存在，一共也就是8年左右。在这8年里头培养的人，清华校友通讯资料中有一个统计，就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大概有79个人。这79个人里头不包括原来清华、北大的教授。中国工程学院的院士大概有12个，至于说在国外，功成名就的也不少。除了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以外，还有一大批西南联大毕业生，没有回国而在国外就业，这些人在国外各个有名大学里头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在短短的8年，在艰苦的环境底下，能够培养出这么多高质量人才，应该说，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个奇迹。从我们学生当时的情况来说，，可能现在的学生是想不到的。我们当时的情况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们住的是草棚子，屋顶铺的是草，下面就是泥地。一个宿舍里头放32张床到36张床，都是面对面的双层床。所以我们要睡觉的时候，中间总是要用一个被单来隔开。
郭桐兴：为什么？
董申保：因为两张床合并了，两张床变成一张床了，这样双排的，一个宿舍里头住了30几个人。吃饭方面，当时云南的情况，生活本来是很艰难，而且卫生情况很不好。当时的卫生情况到什么程度呢？吃饭的时候，你要拣出一个苍蝇来，现在看来，那就不得了，肯定把这碗饭扔掉。而当时我们拣出一个苍蝇来，就把这个饭扔掉，那是不允许的，顶多是把苍蝇扔掉，然后接着吃。因为整个饭桶里头，苍蝇就不少。
至于学习，因为当时清华、北大都没有战争的准备，他们的东西都没有带出来，清华有很少一部分带了出来，我们念书的时候，没有教科书，没有图书馆，后来图书馆就作为学习时候的自习室，没有图书供你参考。我们没有实验室，我们有一些需要做的实验是靠云南大学，所以我们的实验课要到云南大学去上课。我们吃是这样一个情况，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参考书谈不上，教科书也谈不上，实验室也缺乏。在这种情况底下，能够上课就不容易了。在上课期间，一个特点就是在一个阶段里，日本的飞机直接跑到昆明来轰炸。
郭桐兴：当时日军还轰炸昆明了？
董申保：轰炸昆明，他们是从云南起飞，炸昆明主要派的都是一些所谓练习飞机到这儿来作为练习用。每一天差不多都有飞机来轰炸，西南联大校部被炸过两回，我们有时要跑警报，云南没有防空洞，我们要跑就得跑到山上去，从警报开始，我们跑到山上去要有一段路，所以跑警报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前奏，刚一开始，没有上课之前，跑警报，跑到山上去躲。等到警报来了，轰炸完了，然后我们回来再上课。一般都是在12点以后到4、5点钟上课，这样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总体来说，吃、住、生活学习条件都是很差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么差的条件底下，有这样一批人能够成长起来，不仅仅是国际方面，国内方面，他们在抗战胜利以后，成为骨干，为什么？这个情况是值得深思，作为中国教育史上，在这样一个困难情况底下办学的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里头应该也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在现在，在这种安乐环境，在这种开放的现代的工业社会的环境底下，值得深思的。
郭桐兴：是的。
董申保：这里，我想谈一谈我们的一些感受，我们当时的感受和当前现在的学生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郭桐兴：有什么不同？
董申保：我们学生的来源，总的一个名称是流亡的学生。
郭桐兴：为什么说是流亡的学生呢？
董申保：因为考上联大的大多不是本地的，本地人考云南大学的比较多。外省来的，家乡都以沦陷，所以都是流亡学生。而当时流亡学生，这个群体，他们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呢？在这种恶劣环境底下，他们想到的不是自身的安乐，自身的前途，而是想到国家的危亡。如何挽救国家的危亡，是他们学习的主要的目的。所以在总的前提底下，他们很少考虑到个人前途是发展成什么样的。老师教书的目的也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当时联大有一个校歌，从那个校歌里头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还记得是一个《满江红》的曲子，前半段是：“万里长征辞别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贞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听茄声吹徹在山城，情迷切。”意思是：在遥远的边城移栽坚硬的木头（指英才），九州遍洒人民血。我们听到边城的一些军号声音，我们的心情就特别沉重。这前半段说明了我们当时流亡的一些基本情况。当时国难、家亡和忧患意识是我们的第一位。所以在吃饭、生活差，学习连图书、实验这种条件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考虑？我们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是国家的危亡。
郭桐兴：考虑的是国家的兴亡。
董申保：我们是流亡的学生，假如国家要没有复兴起来，我们就没有前途。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考虑问题和当前学生的考虑不一样，我想我们当前的学生考虑什么东西呢？一毕业要挑选一个好工作，就业有了保证了，下一步要考虑，如何有一个好的房产，如何能买到汽车，这是一般的。拿我们北大的学生，很多都是这样想的。实际变成了什么呢？我们的学习是为谁学呢？还是那个老话，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小轿车。
郭桐兴：书中自有颜如玉。
董申保：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为自个儿要有一个好的房子，要有一个好的前途，要有轿车。
郭桐兴：好的收入，好的生活环境。
董申保：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的心情首先就不一样。我们当时的情况，有没有学生想往这方面走呢？应该说很少有，比如当时滇缅公路开通了，因为大片国土被日本军占了，从外国的供给都是从印度、缅甸那边过来的，先从印度到缅甸，然后通过滇缅公路过来，滇面公路的运输，是一个大的买卖。有些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手脚，发很多的国难财。发国难财的中间有没有联大的学生呢？假如是有，真正是凤毛麟角。大部分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考虑的是作为一个流亡学生，我们应该怎样挽救国家的危亡。校歌的第二段就是，“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我们上联大，就是为了做这样的人杰。好多人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安乐，而是考虑我们毕业以后，能够为了我们的抗战取得胜利做出贡献。所以当时有一批人毕业后，从军了，有些人毕业后，跑延安了，有些人毕业后，当军事翻译，上前线了。
郭桐兴：为什么当翻译呢？
董申保：滇缅公路打仗是中国和美国联合作战的，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打仗的时候需要有翻译。所以当时不少大学生毕业以后就当翻译官上前线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当过翻译官，就变成反动军官，这是冤枉的。
郭桐兴：其实当时完全是处于抗战。
董申保：完全是为了中国和美国打日本，在滇面那条路上打。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联大的学生考虑问题很少考虑到个人的安危，个人的安乐，这方面和现在的学生是很不一样的。
郭桐兴：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
董申保：这个不同，就像我们古话说的，一个国家假设没有内忧和外患，这个国家就要亡。当然我们内忧已经是现实了，外患，日本已经把我们中国的内地，大部分占领了，我们都跑到边境去了，所以在内忧外患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对付？而我们这些联大学生，唯一的志愿就是如何真正把日本打下去，真正把中国扶上来，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这个共同愿望，这种爱国忧民的思想，在过去关于关于西南联大回忆的资料中反映不多。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联大的环境底下，为什么能够出比较好的人才？因为在内地，流亡学校不止是联大，各个内地的学校，像浙江大学，同济大学都搬过去了，为什么联大特别突出呢？联大的环境不比浙江大学和同济大学这些国立大学好。
郭桐兴：比它的条件要更差一些？
董申保：为什么呢？我们想了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除了我们学生思想里共同的一个愿望，就是忧患意识很强，我们怎么能够克服我们当前的国难，怎么能够把日本打下去，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其次在我们联大的环境，有几个特殊的情况是值得我们作为学生是纪念一辈子的。
郭桐兴：哪几个现象？
董申保：第一个是，这个学校的一些校风，因为北大、清华都有它过去的一个校风，北大的校风是兼容并包是宽容。在北大办校以前，五四运动左右，当时各派不同的言论都可以在北大反映。所以北大的一个特点是兼容并包，不同的学校的思想，不同学校的派别，共产党的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老派的以辜鸿铭为代表，他们都可以在学校讲课，你可以随便旁听，旁听之后，你可以自己选择，你应该往哪条路上走。
郭桐兴：各种学派都有一席之地，兼容并包，思想开放。
董申保：兼容并包里头，也有一些取舍，比如说当时兼容并包里头，主流是什么？主流就是属于五四运动的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是也不妨碍那些拖着辫子上讲台的，北大是兼容并包。清华的学风是什么呢？是严谨。上课是严格把关，考试是很细心，教书很认真。南开的特点是有点开放性的，有一点和天津市的那个气氛有关。
郭桐兴：跟它的环境有关，对外开放。
董申保：校风的影响是不知不觉的从学校传染到学生。我感觉到北大的兼容并包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主流，在我们学习中间，受兼容并包影响考虑了不同的学派，考虑不同的观点，考虑不同的一些思想，大家互相交锋，是比一般学校更多。第三方面，就是老师的教诲，老师的言传身教，言传不如身教，而我们当时联大老师是真正做到身教。当时联大的这些老师，很多都是出名的教授，甚至于不止是全国出名，而且是国际方面都出名。比如清华的这几个大师，像闻一多、冯友兰还有北大的钱端生、张玺若，理学院和工学院这方面的人更多，清华的工学院是全国出名的，理工学院是北大和清华都有名的。地质方面就是所有出名的教授都集中在北大、清华。
郭桐兴：当时有谁在？
董申保：当时人很多了，比如北大当时的李四光，他是不担任系主任的，没上云南去。当时我们的系主任叫孙云铸，还有冯友兰，还有张席褆、袁复礼等等，这一批人，在当时是地质系的一些老前辈，这些老前辈讲课都很认真，并且亲自带学生上野外。这种言传身教对我们来说感受很深，在昆明，住的房子是租房子，租的房子，一般来说能够租到14、5平方米的一间房子就很不容易了。而14、5平方米一家五六口人怎么住，在这种困难情况底下，他们的薪水入不敷出，甚至还要做一点外活。比如说闻一多，就得刻点印卖。在这种情况底下，老师没有因为生活困难，教书不认真。学习方面，我们的影响是来自于老师，而老师的教授不光是讲知识，而且同时他们的言传身教来说，对我们的影响也很深。我现在也是老师，但是我要同我们过去的老师比较，我总感觉到我们当老师尽的责任不如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我们老师对我们的教诲。
所以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来，当时的教师，是全心全力地培养学生，他们都是很出名的。但你要让他兼什么课，担什么职务，那是不成问题的，他们并不考虑这些问题。最后培养出来一批人，受他们的影响和熏陶，能有所成就，那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
郭桐兴：董老，您能给我们讲几个比较典型的，给您印象很深的例子吗？
董申保：是从学术方面还是属于做人方面？
郭桐兴：学术方面、做人方面都可以。您都各给我们讲一个，好吗？
董申保：比如说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在当研究生的时候，我受的影响主要的老师是一个德国人，这个德国老师原来是中山大学专门请的，后来转到北大。他讲的课是属于当时的课程里的一个前途发展很快的一个课程。而这个课程里的内容是过去一般的课程里没有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吸收了一大批人，这一大批人学他的课以后，以后当助教，以后出国，都是往这方面走。这方面的印象很深。另外，别的老师对我们的教诲，使得我们也是感觉到印象很深。比如我考研究生，我是学岩石，可是我古生物考试成绩比较好，我们的系主任取了我，希望我跟他学，但是我表示，我对古生物没兴趣，我不愿意跟他去。他碰了我这个钉子，但是并不介意我这样一个举动，就是我不愿意跟他学，而对我有所隔阂了。“既然我不是你的学生，我就不照顾你。”在他的位置上，我们的这些助教也好，一些讲师，他是同等看待，碰到一些出国学习的机会，并不考虑你不是他的学生而有所区别。现在有的教授就对学生有区别对待，是我的学生，我帮你，不是我的学生，我不帮你。
郭桐兴：这是另眼看待。
董申保：甚至于碰到一些问题，他把你撇一边。而这种情况，对这个人的培养，影响是很深刻的。另外，当时这些教授你不管他事情如何忙，一碰到上野外去实习，他们总是带头出去。他不管处于什么地位，总是出去带学生。像我当研究生的时候，看我的论文，最后决定我这个论文的质量，是两个出名的教授。
郭桐兴：哪两位？
董申保：一个是袁复礼，这是西北考察团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教授，另外是那个德国的名师。他们两个人陪我跑了十天，就看我这个论文到底对不对，有什么问题。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大学里，很少有大学教授对学生的论文这样负责，陪你一跑可以跑十天，检查你的论文质量是否合格。这也是我们现在的教师所缺乏的。兼差不少，甚至于兼董事长。他担任的工作恐怕比本职教授的工作还要重，他对学生的辅导，作为一个导师做的工作量，我觉得，同我们那时候比，恐怕一半都到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忙的是什么呢？忙的是社交，忙的是开会，忙里偷闲还搞一些社交的什么活动。而这些东西往往变成主流，而对于学生的教学方面，同当时联大的教师比，正好是一个反差。
郭桐兴：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董申保：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老师都是这样，但是这种老师还是大有人在的。
郭桐兴：我听说董老，当时您在做学生的时候，有一位叫黄子卿的老师，给您的试卷上做过详细的眉批，这是怎么回事？
董申保：黄子卿是清华的一个理论化学的一个教授。
郭桐兴：当时是很有名的。
董申保：是，全国是有名的，当时考试是小考，我当时算题目，算出来，我觉得，这个小数点点一位就可以了，底下我就不算了，比如说7.6，六点几我就不算了。他看完了以后给我批了一下，他说你的算术太差，小数点后只算一位，这个在科学界没有这种办法，科学界对化学来说，你做出化学分析也好，做出数据来说，你点小数点一位，那算是很粗的数据，是不准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批是应当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在一个学生的小考，而且又不是本系的学生，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就很不容易的。
郭桐兴：应该说老师对学生是很负责任，很认真的一个态度。
董申保：其他的，比如我学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当时的器皿很少，当时我做实验的时候，器皿不合格，当时清华有一个老师叫高崇熙，经常来看我，他说你怎么会这么粗呢，你这个蒸发，没有蒸发皿，上头不盖盖子，你这是什么操作。我说这个不怪我，你们的仪器不多，发给我们的仪器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盖。你上我那儿去，拿一个过滤纸放在上面，你说我不合格，那怎么办？他寻思了一下，他回去找了一个蒸发皿的盖给我，让我盖上。像这种细节，他们都过问。可见清华的一些教授对学生的教学，是认真，很细致的。一方面是当时具体的时代特征使得我们无暇顾及考虑其他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学校的校风，学校老师的言传身教，使得我们也是深受感动。而这些教授不是一般的教授，是名教授。当时教授的身份，比现在的北大的或者是清华的教授应该要高。他不是一般的，应该说是在国际方面是有名的教授。
郭桐兴：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知名度也是很高的。
董申保：他宁可五六个人住在十五平方米的烟熏火烧的屋子里，而且工作本身很认真，不去搞乌七八糟的生活，认认真真的培养人，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真正的榜样。
郭桐兴：当时西南联大的这些著名的教授，是不是完全有条件去出国，去做官，或者去经商？
董申保：当然经商不好说，但是作为当时的情况，他们是可以做的，他可以担任的工作要比他专门守在这儿当教授多。要想去的话，是完全有条件去。
郭桐兴：做官也好，出国也好？
董申保：我们对这些教授也不是一律看待，并不是“凡是联大的教授都是好的”，我们对有些教授，有时候就开玩笑说，这个教授是吃炸酱面的。
郭桐兴：为什么说是他是吃炸酱面的？
董申保：因为他说他到过庐山，蒋介石请过他吃过一顿炸酱面，回来就到处说，蒋介石找我谈话，还请我吃过一顿炸酱面的。我们听完回来就开玩笑说，这位教授是吃炸酱面的。我们佩服的是真正的一些教授，也有一些是糊里糊涂，乱七八糟的也有，不是说没有。
郭桐兴：董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您当年的学生生活和现在的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有什么不同？当年的学习生活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今天应该好好反思的？
董申保：我觉得，当然时代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过，一代和一代之间出现了代沟，这个代沟是存在的，对生活的看法也常常不一样。比如说拿我们来说，我们经过是几个朝代，当时北洋军阀的割据阶段，国民党的国共两党斗争阶段，到“九.一八”、“八.一三”、“一.二八”，一直到全面抗战，又是国共内战，国共内战以后，又解放了，解放以后经过了若干阶段。前期是建设，到了中期是反右，晚期是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当事人，我们觉得，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国家今后往哪儿去，有些问题是不是值得反思，值得注意。例如功利主义的问题。所谓功利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急功近利，完全以功和利来考虑问题。比如说，林彪的立竿见影，立了一个竿子，就能见影子。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不是我们整个国家里头的一个重要部分呢？立竿见影的影响对于干部来说，对于政治来说，对于体制来说，对于整个文化方面的一些传播来说，是不是一个特征？所谓功利主义，不看长远，只看现在。就是急功近利，而对于长远的安排，我们常常是忽略。长远安排里有很多问题，咱们不说政治，我们就说科学方面，我们有很多的近视眼光。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谈的，就是要持续发展，我们应该保持着持续发展的战略，什么叫做持续发展？我们当前的生活，工业上的发展是不是按照持续发展道路安排的？我想，这里有很大的大的问号。比如最近报纸上登了很多，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这些东西要是不注意，万一出了事，就会出现大窟窿。
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们是否做到了呢？可持续发展和我们的功利主义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值得深思，特别是在政府部门，特别是政府决策部门，是应该注意的问题。而我们现在的学生，作为北大来说，很多学生是往哪方面去呢？受教育的影响，受评价制度的影响，考虑的问题都是往功利方面考虑。比如说科研方面，规定你做一个副教授，做一个教授，要有多少科研项目，这个科研项目要有多少能够上国际杂志。而国际杂志是怎么评价的？没有这些科研基金项目，没有这些国际杂志登的项目，你就没有到位。不管你这个杂志和这个基金来源于什么项目，不管你是怎么得来的？不管你这个项目，它解决了什么问题，不管你得出的这些观点是什么样的一种观点，只要你是登在一个有名杂志上，这个东西就是好的。这种做法是很错误的，引导人往功利主义做法。现在一些研究生，自己本身的研究题目不干，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他先要解决我写的题目能够发表。至于我的论文题目和我目前写的，要登杂志的题目是不是一致，不考虑了。只要把这一关过了，我们才能够考虑真正的论文题目。这样得出的概念，常常使得学生本身，毕业是毕业了，但是他真正的论文质量并不太高，他忙的都是一些副业。而老师忙着的就是，如何去获得这个科研基金项目，怎么让我的论文在杂志上发表，能够在有名的杂志上刊登。只要有了这个条件，我就能够稳稳的能够保持我这个地位，或者是能够上升一步。
这种功利主义，我觉得，是很大的限制了我们今后的发展，而这种功利主义是遍及到各个方面，不是哪一个领域，甚至于到了学生方面，一个研究生要考虑，我先把我这一关先过，至于我的论文能不能做成，那再说。至于将来毕业后，我的目标是干什么？我的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好位子，要有一个好工资，将来我过了多少年，我就能买一座房子，就能有一辆汽车。这个目的达到了，就算是我成功了，这种功利主义普遍起来，对于国家来说，对于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郭桐兴：都没有什么好处！
董申保：但是这个方面，应该说，在我们现代中国，应该说功利主义的普遍，所谓立竿见影，要求你马上就得出成果，这个成果的好坏，能不能用？这是次要的，只要有个名，哪个杂志出了你这篇文章，你马上就如何如何。至于说，我请的这个教授，教学内容是好，教坏，对学生负不负责这是次要的。只要这个教授在这个国家或者是领域里头是出名的，他过去写过什么文章，有过什么地位，有过什么奖金或者是有什么项目，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目标。请他过来，给我们能做到真正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是次要的。
郭桐兴：其实这真的有失偏颇，起码看问题不是很实事求是，也不是很现实，也不是很实际的。
董申保：是的。这种情况不只是影响一个小范围，而是影响了整个一个大的方面，甚至说在整个政策方面的制定，都受影响。
郭桐兴：董老师，最后请您给我们谈一下，您觉得像现在的大学生也好，年轻人也好，应该如何去做学问？
董申保：这个问题说来就话长了，首先一点，我们是搞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有一个特点，自然科学是不能来一点虚伪，假如你说的话和你所得的结果是不一致，或者是你说得夸大，都是错误的。你一切的结果不是你预想的结果，不是你预想的什么成功的结果，而是客观反馈给你的结果，是你做学问的对象反馈给你的结果，我们做学问的对象是地质，地质方面的事实和你推断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一致。假设一致了，就说明我们的成果是反映了自然界的一些规律。这是可用的，假如我们的预想，和事实不一样，那你怎么办？你还是削足去履的，还是应该改变你的预想，按照客观的规律重新做。在这方面，很多人是往反方向走，适合我意思的材料我用，不适合我的材料，我把它扔了。表面上看，你的成果和自然界是一致的，这种结果应该说是一种虚伪的表现。而这种虚伪的表现在今天来说，是大量存在的。
另外一点，就是关于模仿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一些工作，很多是处于模仿阶段，科学方面，模仿性太强。常常是跟着别人走，我们这个模仿性是由来以久。不说别的，拿地质来说，我深刻地感觉到，我们培养的人缺乏含金量，都是别人说了什么问题，我照样画葫芦，拿着人家得出的一些规律和成果，套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上，然后写论文，这个论文写完了以后，假如能发表在高级杂志上，那我就成名了。至于说，你这个科研成果是否真正反映自然界的一些规律，则考虑很少。我就希望我这个结果得出来能够自圆其说，能够写出来人家用，人家能够给你登，而且有名的杂志也给你登，这就是我的目的。但是这个做法是不是真正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需要，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郭桐兴：值得深思的问题。我想最后董老师，您能不能把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用一个简单的几句话能够总结一下。
董申保：我感觉，我认为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作为科学工作者，如果出现了虚假，对自个儿来说是一种惩罚。对青年人我希望每一个人应该有一个长远的一个看法，不能为一些功利主义的偏见迷住了你的头脑，而误了大局，而大局是什么呢？大局就是内忧外患的思想。一个国家也应该有内忧外患的思想，我想领导当局应该看得很清楚。你不要看到我们现在国家这么兴旺，国际地位也增加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问题，真正一想，我们的问题确实不少。
郭桐兴：其实应该是居安思危。
董申保：这个居安思危是领导层的责任，但是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居安思危的影响。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只看到当前形势大好，只考虑自己找个好工作，至于有关国家安危，有关国家需要很少考虑，而真正考虑的就是如何能够得到一个好位子。这种思想应该不是我们的方向。我们过去当时在联大时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毕了业是找一个好位子，能够挣钱，能够安家。而现在来说，恐怕不考虑这个问题的人就很少了。如何把这种思想变过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
郭桐兴：现在的学生应该好好的向西南联大的精神学习。
董申保：我们不能由这个阶段回到西南联大的阶段。我们现在的生活和西南联大的生活是差了很远，我们不是要恢复过去西南联大的生活，做苦行僧，但是，我们应该有所准备。假如国家有什么号召，假如国家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牺牲“小我”，而成全“大我”，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大学生，对于今后的工作，对于如何把我自身的闪烁点能够显现出来，真正为国家，为民族贡献力量，而不是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打转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不管是当时的西南联大也好，还是现在的大学生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你没有一个对于“小我”和“大我”的看法，没有一个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观点，没有一个居安思危，没有一个忧患意识，只考虑到个人今后的发展，而不考虑到国家和社会。这样国家将来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作为个人，也将会出现一些焦头烂额的问题。
郭桐兴：各位观众，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董老就他的求学的经历谈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董老今天是带病接受我们的采访的，我们被董老的这种崇高精神深深感动，我们也祝愿董老能够早日康复！再一次对董老师表示感谢！同时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院士访谈栏目，我们在下一期院士访谈栏目里再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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