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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李恒德院士做客腾讯，向网友们讲述了他精彩的人生。李恒德院士说，当年他作为在美国的一个学生，护照都没有，为了回国，他从1952年起跟美国进行了斗争了3年。（李恒德院士：为回祖国我跟美国斗争3年）
以下为此次访谈实录：
郭桐兴：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院士访谈栏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清华大学材料及工程系教授，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名誉理事长，曾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教授及系主任，清华大学材料研究所所长，中国核材料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材料及工程科学部主任，国际材料研究联合会主席，我国著名的核材料学奠基人之一，材料科学及工程学家，李恒德院士！李老，您好！
李恒德：谢谢你。
郭桐兴：欢迎您！在李老的80多年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中，我们看了一下有关李老的传记，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在国内，从出生到留学之前在国内生活的25年，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您在美国学习、工作了9年。第三个阶段是您55年回国以后一直到现在，大概分为这么三个阶段。现在就请您谈一谈，您在解放前，在国内25年的生活经历情况。
李恒德：好的。我很高兴能够出席这个项目，跟大家能够，虽然不见面，但是可以交谈。我在中国25年是有很多经历的，我的老家是洛阳，洛阳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古都，它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做过中国的十几代王朝的首都，宋朝有一位叫做司马光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城的被烧被毁被重建，反映了中国朝朝代代的历史，我生在这样一个富有历史文化色彩的古都，他的地理形势也很好，在黄河以南。北面有北邙，南面有著名的龙门石窟，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和地理的环境当中，感觉到非常骄傲，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到很自豪。但是当时的洛阳是一个什么样的洛阳？可不是历史的时候，繁华鼎盛的洛阳，而是一个衰败的，贫穷的，落后的，官僚腐败的，互相争斗的一个城市。
郭桐兴：那会儿正好是军阀混战时期。
李恒德：吴佩孚曾经在洛阳呆过不少年，建立军阀的基地。古时的洛阳可从来没有被轰炸过，中国的城市自己没有炸自己，但是蒋冯之战蒋介石轰炸了洛阳，自己在炸自己。我们的国家不像个国家，当然更谈不上和谐。特别是这些年我遇到列强的对中国不平等的待遇，远的不说，那些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这些不说了，中国后背上有沉重的国耻和羞辱。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作为一个美的城市，我作为这样一个孩子，我就要去爱国，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人都打倒，把他赶掉，让中国能够强盛起来，这是从小给我一个最深刻的教育。也可以说这个教育是100多年中国受列强欺负，侵略、侵占，我们几乎当了亡国奴的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的积淀给每一个中国人灌到心里的爱国之情。
长大了，我在洛阳上了小学，上了初中。在小学的时候，918我就参加反日的抗争，上街去宣传，到外地去宣传，上初中的时候，我遇到了很多来自洛阳近郊的朴实的农民，他们给我很好的一些教育，就是人和人之间诚挚相交的真情。在高中的时候，我受到高中的老师的非常好的教育，当时我上的是开封高中，是河南省最好的一个高中，它的老师基本上百分之百是从北大毕业的。代数的老师，化学的老师，数学的老师，历史、地理的老师，都是水平很高的老师，我在中学学习了知识，学会了做人。我在念中学的时候，一个化学老师狄 老师引导我喜欢化学，喜欢冶金，我当时书上看到一个年轻的化学家怎么发明出了炼铝，我就想我长大要学冶金。但是，到了1937年，我的比较平稳的学习计划完全被打乱了。
郭桐兴：为什么？
李恒德：“七.七事变”一发生，日本人很快就打到保定了，刘峙的军队一退千里，没有办法，眼看着日本人打到了，最后就搬家了，我就搬到镇平，就变成一个流亡的学生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的中学基本上就不能念了，光搬家就搬半年。真正到复学的时候，就剩下一学期了。所以我高中就把我年轻时候上学的这个梦破灭了。毕业了以后我考大学，我跑到武汉，河南没有招生的地点了，那个时候也是全国统一招生，在河南省没有一个统一招生点了，我就跑到武汉，日本轰炸武汉，我就搬到长沙，日本又轰炸，然后就躲到山下村边去考学。当时的北洋工学院已经合并到陕西的一个西北工学院，地处汉中附近的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固人叫张骞，是他的老家。我从长沙得到消息以后，我就要从长沙去上学，这个时候在长沙已经是乱成一套了，11月间的长沙发生大火，我走的时候差不多是10月底。
郭桐兴：是38年的时候？
李恒德：1938年10月份，我找到了湘江里头有一条运煤的船，我很侥幸的在运煤的船上买了一张船票。
郭桐兴：等于说您坐的是一个货船？
李恒德：装煤的船，它在地下也有舱，在那儿也有大通铺，我很侥幸的能够买上这么一张票，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紧急了。我坐运煤的船顺着湘江向下，一直经过洞庭湖走到沙市，这一路可以说我欣赏了中国的大好洞庭湖山。
郭桐兴：您说的是湖北省的沙市？
李恒德：我从湖南长沙坐一只煤船坐到沙市。我还可以补一段，在长沙的时候，我还看到过叶剑英，邹韬奋来做报告，他们带着一个英国女人做报告，我就想过，我要不要到延安去，我跟他们队伍里边的人谈了谈，他们说你这么小年纪，你应该在这里好好学习，将来从事抗日工作，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可以说老早就遇到共产党的领导。我到沙市以后，我还不知道能不能上北走，是不是武汉的西边一条路已经被日本截断了，武汉是不是丢了，我都不知道。我上沙市一打听，说这条路还通，我马上就把行李拿下来，要不然我就坐到宜昌去了，拿下来以后，赶快到汽车站跑，就是要找一辆汽车，你能扒上去，就扒上去了。我就扒上一辆军队的汽车，他们没有把我推下来，还算万幸的，一路上坐到襄樊，很吃苦的。我到了襄樊基本上没有车子可坐了，我就步行到老河口，从老河口步行到淅川。
郭桐兴：这条路大概走多长时间？
李恒德：我走了四天。到了淅川的丹江口，这个丹江口就是现在南水北调的中线路的一个起点。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在淅川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这种自行车是一种老式的自行车，前面蹬它就进，后面一蹬它就停。我就从那儿骑车子走了，这一路可不得了。我们到了荆紫关，商南，龙驹寨，黑龙口等好多乡村和山口，最后到了蓝田，这一路我真是见识到中国的穷苦农村，要说翻山越岭，有一次我上一个大山坡要70多里地，这一辆车子我得推它70多里地上山，真是想就把车子扔掉。这要一天时间；没有吃的，我就把白薯地的白薯抓起来，擦擦泥带皮就那么吃了。我走到一个地方，就到老百姓家里边，有一个马棚，我们就在马圈里铺点草就睡觉了。吃的是什么呢？吃的盐也不是真正的盐，我觉得老百姓真是苦，我自己家里已经够苦了，在城市是一个平民，我走到那里才真正看到穷人的生活。所以这一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考验。作为一个17岁的孩子，从长沙坐船、走路、骑车骑到西安，这一路也得近2 0天。
郭桐兴：历尽艰辛。
李恒德：我觉得走了这条路，我人长大了不少，我见识了农村，看到了贫困的农村的情况，也看到了老百姓的苦，我也看到中国那些穷乡僻壤的那种艰难困苦的样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李自成走的一条路，李自成就住在商洛，就在那条路上。我到西安，把自行车卖掉，自行车卖掉以后，才买了一张火车票坐到宝鸡，从宝鸡又坐汽车坐到汉中，从汉中走路又走到城固。这又绕了一大圈。你说坐汽车，一个汽车从宝鸡坐到汉中，现在可能3个小时，那个时候4天一个星期，一会儿路断了，一会儿桥断了，汽车在那儿一呆就是半天，很困难。不像现在这样的，学生上大学的还有妈妈、爸爸送他来。
郭桐兴：您从报考大学到上学的路跟现在的年轻人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
李恒德：我觉得是，当然时代不同了，我觉得，年轻人也不会再像我那样生活了，那样的生活并不是我想去挑选的，那是当年的中国的情况。
郭桐兴：也是迫不得已的。
李恒德：但是它对我是有好处的，它对我锻炼了强健的身体，艰苦耐劳的一种精神，克服困难的一种勇气，我觉得，对我终身都是受用的。
郭桐兴：它促使人尽快的成熟长大。
李恒德：我能够跟老百姓那样亲密的接触，跟他们躺在同一个炕上，一块儿吃窝窝头，我感觉是人生很重要的经历。
郭桐兴：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
李恒德：我到了大学，这个大学在山沟沟里，离最近的城固县城还有35里地。是一个教堂改的，是意大利人办的教堂，这个教堂拿出来了五分之一的地方办了西北工学院，所以在那里，汽车也不通，自行车也很难进去。
郭桐兴：李老，您在大学期间，当时名字叫西北工学院，您在这个学校读了几年？
李恒德：本来国家没有西北工学院，当年抗日战争以后就成立一个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西南联大有三个学校，他们一直到云南去正规办学了，西北联大后来分开了。它分成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
郭桐兴：它是由西北联大分出来的。
李恒德：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工学院，分成这五个学院。我在的西北工学院由四个学校组成的，一个是北洋工学院，那个学校的校长叫李书田，一个是东北大学工学院，一个是北平大学工学院，一个是河南焦作工学院，这里边力量比较强的还是北洋。
郭桐兴：您当时读的是什么专业？
李恒德：我中学就受影响，我当时读的是矿冶系，到三年级分成一个采矿组，一个是冶金组。我就上了冶金组。
郭桐兴：后来您怎么想起来要留学呢？
李恒德：我毕业了以后我就分配工作，我到了中国最大的钢厂，在重庆，我在那里干了差不多两年，然后我又到四川的一个飞机制造厂，在制造厂干了一年。
郭桐兴：这是大学毕业以后？
李恒德：是大学毕业以后。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怎么把钢炉装起来炼钢，我们在怎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怎么造飞机，我就不说了。那是1944年，抗日战争眼看就要胜利了，国民党已经8年没有招留学生了，这时候国民党考虑到了，在即将要胜利的时候，它也要准备为国民党服务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所以它就开始招生了。我参加那个招生，那叫做第一届公费招生，那是很不容易的。比如说招到美国去最后30多个人。8年没有招生，那么多人去参加考试。
郭桐兴：当时多少人参加考试？
李恒德：我也说不清楚，大概有成百上千人。当时是叫英美奖学金，是英美掏钱的，但是我们没有赶上人家的规定时间，于是就改成第一批公费。
郭桐兴：公费留学。您当时考的是到美国。
李恒德：我没志愿，你考的是冶金，这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你考到哪儿，完全由国家来安排。他觉得你到英国去合适，就是英国，到美国去，你就到美国。
郭桐兴：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到美国留学的？
李恒德：我对留学根本没有多少抱负，我没有梦想着去留学，这完全是一种机遇。在西北工学院，那是一个穷学院，生活也是非常苦的，没有电灯，四年穿着草鞋，点着油灯。
郭桐兴：读大学的时候穿草鞋。
李恒德：穿草鞋，点油灯。
郭桐兴：很辛苦的。
李恒德：没有一盏电灯，没有一双皮鞋。大学的四年对我也是一种考验和锻炼。尽管在那个情况下，大学怎么样也是一个培养有知识的人，有道德的人的场所，能够跟同学互相很好的相处，能够跟老师很好的相处，能够向这位老师，向那个同学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人素质的培养和打好基础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考上留学一时出不去，就等，等到抗日战争胜利了以后，我赶到上海。
郭桐兴：从重庆赶到上海。
李恒德：从重庆赶到上海，也是走北边一条路，从西安、徐州到了上海，我到了上海，大概1946年1月的时候，在上海住了3个月，遇到了一只船，这只船是运兵的船，美国很多大兵在青岛的海军陆战队，他们要回国，那时候没有买票的轮船，我们还是想办法找到这个机会，有十几个人坐那只船到美国去了，这一路走了18天，很多人晕船晕得不得了。我在中国的时候，人家劝我申请的学校叫做卡尼基理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 卡尼基麦隆大学。卡尼基是美国的钢铁大王，是以钢铁起家的，那个时候我就念学位，一年就拿到硕士了，那不是我本事有多大，而是一年就念书就行了，不要求做研究工作。那时一堂课是200、300人去上大课，怎么做研究呢？大批的大兵们战后要回校念书和读学位，没有办法，学校也没有那么多研究室，它就采取迅速的培养人的制度，让这些大兵们得到进一步的教育，他们有的很多都找到工作了，一面工作，一面补充学习。但是教授的确是不错，我在中国学的一套到美国完全不适用了，我在中国学的都是炼钢一套，化学一套，到那边是物理一套，物理冶金，不是化学冶金，研究的是材料本身的一种微观结构，研究怎么分析它里边的组成和各种各样的化学的、物理的组合和状态。我就是从那里开始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梅尔的讲课是讲得很出色的，这个教授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课本，你自己下课，到图书馆找书去，所以你听了一堂课不知道要看多少书。所以这样人很快很快就熟悉了，但是我不能老在那儿呆下去，我老在那儿呆下去，我进不到实验室不行，尽管有位中国朋友劝我说，你要是想留下来在这儿念博士，我可以帮你和学校说，我说我不念。其实我也不愿意得到别人的帮助，我就想自己闯。我就看广告，广告上有一个地方要人，我给那个教授写了一封信，他二话都没有说，就给我发了一封信，你来吧！他欢迎我。这个学校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我在那儿进了实验室了，这个实验室没多少人，我可以随便进出，拿钥匙，我要X光机都是随便到实验室，我在那儿也做很多实验，我收集了很多实验室的样品等等。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太偏僻了，这个教授，我也不满意，尽管他对我很好，但是他不告诉我你要干什么，也没要我先调研，没有出一个题目。他就说你把这个弄起来把那个弄起来。这样的指挥，我不行。我觉得，我念一个博士，我在这儿念的话，我要知道我要干什么，你得给我一个题目 。
郭桐兴：目的不明确。
李恒德：题目就说是一个三元相图。要我先设计一个真空熔炼的装置。我就画图弄出来一个装置，另一个学生把系统安装起来并在上面炼了几个样品，他也不看，我看了几个样品留下实验资料后，一过暑假；我就走掉了。
郭桐兴：您后来到哪儿去了。
李恒德：后来另外一个教授要我了，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作风完全不同的 一个教授。大家现在可能最知道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是它的商学院，它的商学院叫沃顿商学院，肯定是一流的。
郭桐兴：您在那儿读的是什么专业？
李恒德：那就仍是冶金系，没有专业。
郭桐兴：在冶金系里读博士。
李恒德：也是物理冶金，给我的题目是研究金属铍为什么脆。它是一个最轻的金属，在周期表里是第四位，它非常轻，它的核性能特殊，能够反射中子，所以他当时是一个新材料，很少人见到，也很少人有机会接触它。是海军研究所交给我这位教授的研究课题，他也是是当年的系主任。他交给我了，他相信我的能力。他事先曾邀我谈过一次话，他跟我一交谈，很快就同意了，稍后他告诉我有一位教授在推荐信中把我写得特别好，他说他写得这么好，你一定行。
郭桐兴：你在那儿读到哪年？
李恒德：我读到53年，才把这个论文交了。
郭桐兴：原因是什么呢？
李恒德：这中间我碰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我1948年才到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拿到一个好题目，1949年中国解放，我这一年我不会马上回来，而且我老早就反对国民党，倾向于共产党，就是这么一个思想。可以说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共产党。我怎么能够不想念这样一个解放的中国，当然我也积极争取回去，我就想在美国推动起来一种回国的潮流，让大家都有机会回去。所以我参加了很多活动。
郭桐兴：您参加了哪些活动？
李恒德：最重要的活动，我参加的是当年的留美科协，我主编了留美科协的通讯。
郭桐兴：留美科协通讯是一个刊物吗？
李恒德：是一个油印的通讯刊物，一个月发一次，一次大概有2000份。写稿，从别人约稿，写钢板，写蜡版，印刷，全是我们。
郭桐兴：当时您是这个工作的一个领导。
李恒德：可以说大家联合的一个枢纽，谈不上什么领导。我花进去大量的时间，美国也注意到我了。
郭桐兴：这样一来，对您的学业肯定是受影响的。
李恒德：再后来就发生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一发生，问题就更复杂了，这样在美国就引起了争议。中国留学生回去还是不让他们回去，美国分成两派的意见，一派意见是移民局的意见，这些中国学生，我们管不好，他们来来往往都讲中文，我们也听不懂，哪一个是亲共产党，哪一个是亲国民党，我们也不知道。干脆让他们都走吧！少点麻烦，这是移民局的意见。所以早期大批的中国人还是能回来，不管你是学文的，还是学理的，而且有时还给路费，让你回来。美国国务院的意见跟美国移民局的意见是相反的，他主张把所有的留学学生都要留下来。
郭桐兴：这是哪方的意见？
李恒德：美国国务院。
郭桐兴：要求把中国在美的留学生全部留下来。
李恒德：他的理由就是这样的，中国的留学生虽然有亲共产党的，有亲国民党的，有的可以说是我们的敌人，有的可以说是我们的友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敌人送到中国去，中国是我们的敌人，把我们的敌人送给我们的敌人，那是使我们的敌人日益强大，这对我们当然不利了，我们不赞成。如果是我们把我们的友人送给敌人，那是不义的，我们也不赞成。你知道当年很多美国留学生都是比较亲国民党的。就这样争执起来，最后国务院取得上风，于是所有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只要是学理工农医的都不许回去。
郭桐兴：这是哪一年？
李恒德：这个时间正好是1951年10月份前。早期有一批人回来，回到半路又被拉回去了，不让你回去，让你回美国，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就是钱学森要回来，也不让他回来。这些信号来了，我们就清楚了。我那个时候也在申请，有一天我去订船票了，移民局把我叫去，说你为什么要回来，我说我家在中国，我告诉他理由，他不信。过了一天，他就到家里搜查我了，去了四个人，把我的家的抽屉翻得一塌糊涂，看看我有什么可以找得着的理由被他拿住来整我，他搜走了一些东西。第二天就把我叫去了，就那些东西加以审问，然后又叫去，一审问就是十小时，最后告诉我，你不能回去了。我说前不久都有人回去，他说现在不行了，我们的政策改变了。你可以找到一千条路逃离美国，我劝你一条也不要试。不久，我们就会正式通知你，过了不久，到10月份，大概也就是10月20号左右，我果然收到了一个正式的信，这正式的信就是说，你离开美国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根据美国的法律多少条多少条，根据美国总统颁布的法令多少条，多少条，你被禁止离开美国和企图离开美国，如果你企图离开美国，你将被处以五年的监禁或者是五千元的罚款。一下子把我的护照也都拿走了，我作为在美国的一个学生，我护照都没有，所以我是处于非法居留状态的，他们随时可以关押我。这件事当然本在我预料之中，但开始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忍着。我们必然会跟美国做斗争的，从52年夏天起，随着朝鲜战场形势的发展，我们展开了一场跟美国历时差不多3年的斗争。
郭桐兴：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是通过哪种方式？
李恒德：首先，我们是不服气的，我们被你扣下来，暂时我没有办法。过了一阵子就感到越来越不能忍这口气，我们决不能不声不响地就让你这样欺负，我们一定得跟你斗一斗才行。
说实话，这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涉及到中国留学生的骨气和胆量。至于我自己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当年科协的活跃人物都回去了，我还在。首先得团结一批有决心的带头人，于是1952年夏，我就开始找一个机会，约了一批人先见面探讨，在一个湖边大家商量。实际上第一次也不敢深谈，各人情况不一样，到底谁想什么也不是太知道的。但是后来我们交成好朋友了，也分别回到各自的城市联系到更多意图回国的人。我回到费城后，不久我就碰到一个老外，一个美国人做报告，我去听了，我跟费城的三个同好去听了，这个人在新中国工作几年，刚回到美国，讲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经历，非常动人。这个人叫做沃特.伊尔斯利，后来成为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我们经别人约会就找他跟他谈，告诉我们在这里被扣的情况，当时我们想着通过第三国，通过印度或者是什么，因为中国跟美国没法儿直接谈，能够把这个事情跟美国提出来。就问他你能不能帮助我们给中国传递信息。他一听，他说我不敢作主，你等一等，我给你找一个人。他跑到纽约找了一个人，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得去一趟，后来我就结识了一位纽约的律师，一直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他指出三个要点，一，最关键的是靠你们自己，二，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帮助，三，美国友人会援助你们，但是最次要的。
郭桐兴：您最后通过第三国的方式最后成功了吗？
李恒德：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难度很大的行动，不是说随便写一封信就可以找到人的。我们一切活动都是秘密的，得找有决心回国敢于在信上签字的人，又处在不同城市，相互间必须当面联系。有了中国留学生们自己写的信自己亲笔签的名，再附上美国移民局给我的禁止我离开美国的禁令原件，人证俱全，现在找到了可靠的渠道带回来了。谁带的，我不知道。带到哪儿，我不知道。这是我们的第一封信。第二，我开始到印度使馆，和使馆的一秘联系，也找过当年的印度的驻联合国的大使，印度使馆非常亲热慷慨也答应给我们绝对保密，正式发了一封信。先代交到中国的驻印使馆，再交到我们的外交部，这是我们带的第二信息。这封信签名的人更多，内容更多，更为正式，费劲也更大。我们带的第三次信息，是在日内瓦会议前夕，找人偷偷的带信，带到日内瓦，交给我们的代表团。这些信息已经足够的作为中国政府的证据了。最后，到日内瓦会议决定讨论了，为了配合会议的谈判，我们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是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我们把公开信登在报纸上，这封公开发给了所有的议员，给了报社、杂志、通讯社，几千封信发出去了。这封信是早有计划的，发出以前专门召开了一次‘大会’正式讨论一些重要事件。
郭桐兴：对美国政府扣留您这些留学生表示抗议？
李恒德：对，表示抗议，要求他们应该马上放我们，引起了美国群众的大为吃惊，当然我们还找了很多其他的路子，跟记者，跟个人团体。但是就从这种反映来说，美国人是不赞成美国政府的作法的。美国最号称美国自由、民主、人权，而美国政府却违背了我们美国自身历史所尊重的政治原则。在重重力量反对压力責难之下，美国政府终于开始软化，也取消了对我回国的禁令。
郭桐兴：这是什么时候？
李恒德：这是1954年10月22号，我拿到这封信，我觉得我高兴得要跳起来了，他之前两次到办公室找过我，跟我说我们希望你还是留下来，如果留下来，我们会给你好工作，待遇有多么好。我说你不要留我了。可见他是软硬兼施，讲了硬话，也讲了软话。这样我就回来了。
郭桐兴：您回来的时候是哪一年？
李恒德：他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就得离开。11月22号给我的回信，我为什么在美国一直不去找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我就等着这一天，它一来到的话，我马上就可以走。如果我还有别的任务，我就走不了了。
郭桐兴：其实您当时在美国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
李恒德：如果我要打算在美国，我不回来的话。
郭桐兴：那绝对没问题的。
李恒德：这问题不知道有多少人问过我，你当时为什么要回来，你要是留在美国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全身流的就是中国人的血液，我喜欢中国的河山，历史和文化。我就愿意生活在中国。还有人说，你要像我们这样在美国买一个养老金养老多舒服啊。我说我为什么在美国拿养老金呢，我在中国不一样可以拿嘛。这些人他不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对中国的感情。他就觉得，你拿钱享受生活就可以了，那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回国以后，从55年，到今年已是52年了。我一回国就分配到清华大学工作，我并没想到我会分到清华大学工作，当时清华大学没有材料专业，而我是学材料的，教育部说，你到清华大学去吧！清华大学还要新办一些专业，我就去了。那天我跟吴仲华李敏华两位一块儿到清华大学报到的。我先去机械系，参加建立了一个新专业，这个新专业叫做金属材料专业。后来过了一年，56年党委书记就找我，说是你要有另一个任务，要请你筹办工程物理系的核材料专业。工程物理系是当年要成立的一个系56年时还没有正式宣布。这个专业是绝密的，给我一个专业的教学计划，是苏联当年的一个教学计划，我就开始筹办这个专业了。筹办一个核材料专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生的一步。为什么是这样？第一，我在美国研究铍研究了几年，我在这方面还算是比较早的进入到核材料这个领域。第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体现党和人民，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对我的信任。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人，工作经历并不多，创造性的成果也并不多，我当时才30多岁。我只能尽力不辜负清华大学对我的重托，把这个专业办起来，我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30年。办起来以后，给国家培养了很多人，就是工程物理系的核材料专业的毕业生。当时56年筹建专业60年我们就年有了第一届毕业生，是从中途抽的人。从60年到61年到62年，我们已经输送出去好几届学生了，他们出去参加很关键的工作。他们当时所遇到的困难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困难，还有科学技术上要突破一些难关，要创造性的解决问题。那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搞的，他们能够抛别老远老远的家乡，有的家在东北，爷爷奶奶年纪都大了，他们也不顾这些了。等到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想他们也会参加工作了，他们的确也参加了这个工作了。从这些人身上我就看到了办理工程物理系的重要意义。那是一个特殊的教学计划，一个特殊的年限，要上六年学。给他们特殊的一种适合于核工业应用的材料以及全方位的教育计划。所以我觉得，是不得了。那是当年的天之骄子。上大学最愿意考的第一志愿可能就是工程物理系。我认为这些人是了不起的，这些人是真正能够拿他的科学技术，拿他的爱国精神，拿他的这种吃苦、勤劳，拿他的智慧来给中国创造新的历史，建立新的强盛的中国。我对他们是佩服的，有一年《光明日报》的教师节版面上，我写了一篇短文，“我向我的学生致敬”！人家教师节都纪念教师的，我在教师节致敬我的学生。我觉得我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更多。
郭桐兴：其实他们这种精神与这位可敬的老师不无关系。
李恒德：我觉得他们也是像我一样，非常注重为人，这个人为什么要活着，要有一种道德，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意识，有一种支持的精神。要知道怎么样去做人，这个人是对社会有任务的，有责任的。中国人早有一个男儿志在四方报效祖国的抱负，不管从古到今都是这样。他们这种精神在实际的环境里边经得起考验是不得了的。另外一个就是要很好的学习知识，的确他们的基础打得非常好，非常好，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强。有人说中国的一流人才都走了，都到国外去了，留下的是没人才，中国大学也从没有培养出一流人才，大学没办好，人才没有培养出来，我就问，中国没有一流人才，我们的原子弹，我们的两弹一星，我们这些东西谁搞出来的。要知道干这种事，从勘铀矿，采铀矿，炼出铀，把铀进行分离，做出材料，做出反应堆，不知道需要多少个人才，多少个环节? 即使你有一两个专家得了国家的荣誉，功勋，他们的身后面还有多少好样的人！我们应该敬重荣誉和功勋，也应该敬重没有出名的，在背后做了很多工作，不要名，也没有名，而给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同样是一流的人才，这些人各行各业千千万万当然只能靠中国自己培养。
郭桐兴：实际上这些也是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李恒德：所以我们不要把名声看得太高。我敬重那些普通的人，每一个普通而高尚的人。我的体会就是这样的。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一进门就看到八个大字，“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一直记忆犹新。人生就像你手里边拿一张张牌，你拿到这副牌可能是一个运气，这个牌就是你面前的工作，牌有好有坏，你必须得努力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如果你能把一件一件都尽最大努力做好，你必然会有收获。我是注重做事的一个人，我干的事很多很杂，我当了教授，当了系主任，我要上课，我要搞科研，我要搞管理，管学会，我一天有做不完的事。哪一件到我手里我是想尽量做好的，不太在乎对我有多少利。教书我30多年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上课我不记得几十年我曾误过一堂课。
郭桐兴：李老，您刚才说的这八个字是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是不是可以代表您一生的写照，也算是您为人处事的座右铭。
李恒德：我也不敢说这一点我就做得好，但是我觉得这八个字对我的教育还是不小。 我觉得，老百姓吃苦耐劳的精神，周围很多好朋友好同事的精神也都值得我学习。
郭桐兴：现在请你谈一谈一生当中的人生的感悟。
李恒德：第一，我感觉到我的一生还是成功的，还是幸福的，还是荣幸的。特别是我回到国内这50多年，我觉得，像我这一个岗位，虽然没有直接去做出重要的实际的贡献。但是像我这个岗位，在中国就一个，当年中国就那么一个核材料专业，这个核材料专业就需要一个教研组主任，就需要一个人带领一批那些更年轻的人去闯，我拿到这份工作，我觉得是党对我的信任，也是我一生的荣幸。我就要努力，要好好工作。而且当年的年轻人都是20来岁的人，我们都要努力学习，敢于承担这样的任务。这个贡献对于国家来说也许并不那么显著，并不那么大，但是我觉得，已经是我这一生值得感到幸福，感到骄傲了。80年代以后我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作，都是很愉快的人生经历。我一生也认识很多外国人，我交了很多外国朋友，那些早年给我们很大帮助的外国朋友，我回来的时候恋恋不舍，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跟美国政府是大不一样的，美国人存在着很多正义的人，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猖狂加上朝鲜战争的岁月他们敢于支持当年哪些受压迫，受扣留的中国留学生们是格外难能可贵的。
郭桐兴：李老，因为我们的观众里面不少是年轻人，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观众和年轻人说吗？
李恒德：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如果还想到我那样的生活条件去体会，没有那样的条件了。我们现在不是被列强欺负的时候，中国已经强大了。但是你们面前遇到的困难或者是将来你们遇到的很多很多的更大的问题是需要所有人努力来解决。今天的年轻人担负着一样的像我们当年的挑战，它给人们的前途无穷大的努力的前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青少年，他们绝不会是像很多人那样说的，只看到个人利益。我相信现在有志的青年绝对是非常多的，一个能够把你的生命、智慧、青春跟中国的强盛永远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高的一种境遇，也是人们可以追求的一个最伟大的，最值得追求的目标
郭桐兴：谢谢您李老。各位观众，感谢大家收看院士访谈栏目！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李老刚才做得那么多精彩的讲话。谢谢大家！我们在下一期院士访谈栏目里，再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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