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滩大上海

历代争夺政权者，有逐鹿定鼎中原一说。在商界，得上海者得天下这一说法已经无从考证。然而，正是上海这个城市的传奇与梦想，这个城市积压了巨大的欲望，它召唤着各种力量向上海奔涌，在上海这个现代中国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大舞台上尽展身手。

谁不愿意来上海？自开埠以来，上海一直就是各种力量角斗的舞台，一时间成为冒险家的乐园。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称上海应该是创业家的天堂。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商人也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商业逻辑：上海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遑论上海地方政府在引进资本和服务资本上的绞尽脑汁，这种政治支持的意义显而易见；上海背靠现代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地缘优势和便捷的交通可以让商品快速覆盖中国内陆；上海有中国最完备的教育系统，上海造就了中国最职业的产业工人、公司职员；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上海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夜半三更年轻女子可以穿着超短裙露肩装在大街上肆意行走，车上丢了包你也不用担心找不回，这些在现在中国几乎是神话一样，在上海却是现实；上海还有中国最小资和最西化的生活方式……总之，在这里可以找到一切你想要的东西，无论是真正的商人还是狡猾的骗子。

谁还不愿意来上海？

 简单的对抗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的荣耀一直笼罩着上海，上海为中央和国内其他地方输送了大量干部和技术人才，上海一直是中国最讲政治的城市。正是这种讲政治顾大局，导致了上海经济上的一度沉寂。在短缺经济时代，由于国有工业纺织业的利润全部上缴，上海为整个中国的发展，贡献了大量的资本积累。一个真实的例子是，当很多城市已经用起了抽水马桶时，上海的家庭主妇们，还在每天清晨裹着睡衣，走出房门辛苦地清洗简易马桶。

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好转，也是在这个时候，压抑已久的本土商业力量，开始在外资的压力面前逐步释放。

1988年6月，中央正式批准设立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特别是1990年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使得上海对外开放的地位，一下子由“后卫”变为“前沿”。在这片来不及哺育草根资本的热土上，抢滩而来的外资和中央、地方直属国有企业们，站在了同一个竞技场上，演绎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商业故事。

20世纪90年代初，当美国著名餐饮连锁企业肯德基以一种全新的业态形式进入上海的时候，中国传统的饮食业还停留在“当着顾客的面在柜台内用苍蝇拍打苍蝇”的阶段。

洋快餐凭借着优美、简洁的环境，标准化制作的食品，以及热情、周到的服务，吸引着大批国人前来就餐，其所获得的丰厚利润，大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同行。

新亚集团——锦江国际集团的前身——曾尝试以本土品牌“荣华鸡”，来对抗这些在国外已经被称为“垃圾食品”的汉堡和炸鸡。

1991年12月28日，上海荣华鸡快餐公司成立。《细节决定成败》一书作者汪中求曾经这样写道，当时荣华鸡的老总口袋里揣了一个怀表，到肯德基去排队买鸡，看他们怎么炸，怎么精确地掌握时间。很快，他把这一套用在中式快餐上，并填加了不少中国特色。

在刚刚成立的两年内，荣华鸡做得非常出色，效益最好的黄浦店，一年就有300多万的利润——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盛极一时之际，北京、天津、深圳等24个省市地区纷纷发出邀请，新加坡、捷克等外商也要求这个品牌飞出国门。

然而，在后来的持久战中，这个代表上海力量的国有企业还是败下阵来。新亚集团高层在总结时提到，新亚的国家级厨师虽有几百名，但大都是手工化操作，教徒弟没办法标准化，“他们每天烧出来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教出来的徒弟也不一样，这样的食品根本没办法进行批量化生产”。而灯光昏暗的铺面、没有经过微笑训练的服务员，乃至油腻脏乱的桌椅，即使在讲求品位的上海，也是当时中式快餐难以消除的弊病。

2000年，伴随着荣华鸡的分店被排挤出北京，新亚集团的幸福岁月不到10年便告结束。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最为联系群众的一次直接对抗，以后者的落败告终。上海本土的商业力量开始意识到，外资肯德基们的成功，不是表面的学习就可以模仿的，简单的对抗更是等于白白地送死。

如今，荣华鸡消失了，类似“新亚大包”这样的企业出现了，然而这些刚刚从“国营点心店”走向市场的餐饮企业，由于几十年以来的体制原因，许多“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当品质、服务和环境这些新概念，随着特许经营洪流被冲进国内时，很多“老字号”似乎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接受，来适应。

 漫漫合作路

相比之下，上海的另一家国有企业上汽集团就幸运得多，20年前，它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径。

上世纪80年代初，汽车在中国还主要是用于生产和公务，对普通中国老百姓来说，拥有汽车甚至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但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还是进来了，进入中国这个当时看似没有市场的国度。1985年3月21日，大众和上汽集团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制造公司成立，这是跨国公司正式在中国生产轿车的起点。

汽车工业，兹事体大。由于中国的市场保护政策，跨国公司不能在国内独资开办汽车工厂，大众只能选择合作。同时，由于没有配套的零部件生产体系，完全进口的成本又非常之高，大众只能选择“在一个破败、无援的孤岛上”，帮助中国建立完整的配套基地，即所谓的国产化。即便如此，当时，大众引进车型桑塔纳的国产化率也实现了2.7％。

所幸的是，上海市专门成立了“汽车横向配套领导小组”，召开了“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随后，又推出“上海桑塔纳国产化共同体”。1988年9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基在一次市长办公会上，对当时的上海大众董事长陆吉安下了命令，“今年国产化率要完成25％，明年50％不能少，否则你就引咎辞职。”

众所周知，德国人的刻板和严格也是出了名的，由他们负责的上海大众“国产化协调办公室”，甚至在每个配套厂的现场都进行指导帮助。大众毫不在乎投入人力和财力，去开拓一个后来者可以轻易“搭便车”的市场环境。

沃田上播下了种子，收获当然颇丰。截至2004年底，上海大众创造了总计近3000亿的销售额，总资产超过35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46个初创时期的上海大众，它足以囊括目前全国前10位轿车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

上汽方面自然也从这场“婚姻”中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学会了“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上世纪90年代初，大众开始将精力转移到中国北方，在那里，一汽显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几乎与其同时，上汽开始选择与美国通用汽车合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新开始。

不过且慢，新的角色又出现了，代表民间力量的造车势力将触角延伸到上海，没错，就是李书福在上海布局的华普汽车，时间是2002年。这是一个小字辈，然而它拥有了令人嫉妒的自主品牌，并以此成功挤进政府划定的上海汽车基地名单中。当然，奇瑞也在努力，据说他们正在上海秘密找地，计划将研发、物流、销售三大中心迁往上海。

对于上汽这样的国有汽车巨头来说，在中央政府大力推动自主创新的这两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缺乏自主品牌更令人沮丧了，后来演绎出上汽收购英国罗孚汽车的故事，是上汽顿悟之后作出的大胆而迅速的回应。

同样顿悟的还有外国资本。今天大上海林立的写字楼里，已经布满了那些德国大众之后蜂拥而至的其它跨国资本的总部、分部、办事处。他们带来了现代企业制度，却也不得不学会在中国做生意的规则和潜规则。外资已经成为上海滩举足轻重的角色。

伴随外资成长的除了上汽这样的公司外，还有一些全新的行业和公司通过与外资共舞演绎了一个个传奇故事。陈天桥的盛大、江南春的分众等等，这些公司跳出了常人惯有的思维，借助海外风险资本的力量，拔地而起，演绎了上海滩的另类传奇与梦想。

 民间力量萌发

总会有第三者出现，遑论上海滩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从宏观商业力量角度看去，这里的第三者，指的正是李书福、张文荣、郑元豹之流，这些中国私营资本力量——从草根者，到搅局者，现在，他们正成为一种力量，其个人角色也已渐入中国社会名流之册。

温州商人对上海一直有个广为人知的形象比喻：温州是“船”，上海是“风”，借上海的“风”，是为了让温州的“船”航行更快、更远。

亚龙集团的张文荣以及人民电器的郑元豹都深谙此道。1988年，张文荣看准了上海城市的迅速发展将导致对电缆产品的潜在需求，张迅速选择了国企上海电缆厂作为合作伙伴。

温州人身体不壮，但胆子大，决心强。张文荣把一份报告送到上海机电局，在报告中他表示，如果把上海电缆厂原来的牌子做“塌”了，他愿以500万元押金作为赔偿。

不知是天佑决心者还是张氏早就洞察政策的远见：1989年，中国实施的价格双轨制政策延伸到商品铜，中国放开商品铜价格管制以后，市场价格一路飞涨，张文荣通过与国企上海电缆厂的合资，就可以拿到计划价格，张文荣狠赚了一笔。

另一个温州商人郑元豹更是大胆，1999年，他在上海一举兼并了34家亏损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借助这些现成的资源，短短3年内，人民电器就实现了最低成本下的企业扩张，兼并当年，人民电器的产值迅速地达到了10亿元。

可以理解的是，上海土生土长的企业，大多属于国有性质，缺乏的是灵活性。温州商人则不同，私营经济发展的活力，给予温州商人以先发制人的优势，他们乐于向外拓展，积极出击。由于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温州企业能以一套优良的机制，注入濒临倒闭的国企。“这样做的结果是，激活了国有存量资产，实现了自身的低成本扩张，后者无疑是极大的动力。”温州商会人士如是说。

按照上海温州商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初，近400家会员企业里，有近50%的企业已经参与兼并或收购了破产的上海国有企业，还有一部分已经承包或租赁了效益差的国企，另有一部分企业正准备兼并收购或承包国企。

在政府掌握所有资源，并无意中设下这个体制之局时，温州传统制造业率先赶到，在他们的背后，实际上有更多资本，只是在窥视和觊觎，他们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玩转资本魔方

2001年8月18日，第一个温州购房团开进上海。就在这一年，上海楼市开始狂飙，3年多时间房价陡升3到4倍。据房产业界的专家估计，数年来投入上海楼市之中的温州热钱在80亿元以上。

紧接着，外资和所谓的“海外热钱”也来了，这些海外资金其实同“温州炒房团”别无二致，这些资金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还有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

按照当时银行的住房按揭贷款政策，他们如下操作：向银行贷款70万买100万的房子，然后很快以150万出手，再将回收资金投入市场，并继续向银行贷款。如此这般，初始资金很快被套现，赢利非常可观，风险却全押在银行。

资本的陀螺，开始在上海的楼市疯狂旋转，这当然不见得是资本的错。上海的房地产市场，起步时间一般认为是1988年。这年3月，上海建立了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房屋开始商品化，这个观念一经政府正式提出，便为此后的十多年上海楼市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

从1992年至2001年的10年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浦东大开发，上海市提出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口号，为了振兴当时低迷的楼市，政府首推了“蓝印户口”及“购房退税”的优惠政策，成为后来刺激资本进入的重要动力。

就在首个温州炒房团开赴上海时，当地房地产协会就曾向其中的某些关键成员转达了上海市一位领导的指示，“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显而易见，政府煞费苦心地作局，是因为相信资本的力量，相信上海在未来的美好前景。

然而，看似美丽的愿望，很可能有着适得其反的后果，很快地，资本开始上演一场无法控制的泡沫游戏。

2003年，上海楼价上涨23%，到2004年，官方公布房产价格涨幅为14%，但多家市场机构分析表明，市中心多个城区的房价涨幅超过50%。尽管从2003年起，就有人大代表就房价飙升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意见，但是这些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以至于在2004年的“财富论坛”上，仍然有很强势的声音在力图证明：上海的楼市投资回报大，前景好。

相对如野兽一般突进的资本，上海市政府对于自己掌控全局的驾驭能力有着超乎寻常的自信。但事实是，就在这个时候，央行发出预警，学界开始质疑，甚至这也一度引起了中央的关注，此后的两年间，在众多力量的共同博弈之下，资本的狂奔才被稍稍地遏制住。

然而，这并不是最终局。

 局面之根本

实际上，在2006年年初，伴随着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放宽，和贷款宽限期政策的出台，尤其是两个千万工程（兼租房建设计划）的放缓，上海地产市场迎接外来资本的号角又开始频频吹响。

今年2月，一支由约30名身家号称5000万元的山西煤老板组成的山西购房团，高调进入上海看房；3月，来自中东的神秘基金，一举收购了上海徐汇区上百套高档住宅，成交金额达6亿多人民币。

有专家总结，18年间，上海房地产市场一直是“政策市”，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资本只不过是不断变换的玩家而已，真正的作局者，是被赋予了过多经济职能的地方政府部门。类似的情况，或许也曾经出现在此地的汽车、IT或是其他竞争性行业。

政府为什么会成为一种力量——大到可以左右一个产业的方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为记者提供了一个解释，“这是由地方政府所在的城市性质决定的，从根本上来讲，上海是‘城市经济’的典型代表。”

事实上，在1994年的分税制实施之前，各个地区的财政收入都是上缴国库的，这也是上海作为工业化重镇，曾经为国家作出巨大牺牲的制度原因。“中央和地方分税以后，地区间不平等就显现出来。”他分析说，上海和其他省会城市不同的是，它不需要将资源再次分配到其他城市，而与北京、重庆这些直辖市不同的是，上海没有面积广阔的农村地区，它下辖的区县大都并不以农业为生。

因此，上海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城市经济体”，即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控制在当地政府手中，“虽然相比其他国内城市，上海的政府效率和规范程度几乎是排名第一的，但由于历史沉淀和体制原因，政府还是插手了很多原本不应该管的事情。”他指出，通常情况下，某些时候政府的积极干预可以带来良好的效果，但很多时候也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这一点上，上海与同样是“城市经济体”的香港和新加坡又有所不同。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法则自上世纪80年代提出之后，就一直是当地政府行政的圭臬，加上香港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廉政公署的威慑力，政府行动往往严守边界；在新加坡，强势的内阁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意义上的政府，由于不存在层级上的重叠，国家政策能够非常顺利地在整个地区推行。

这些条件，上海显然是不具备的。“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现有关系约束下，在法治传统和历史体制约束下，成为一个强势的政府，也并不是一件坏事。”他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重大的经济决策中，上海并没有出现过失误。

上海浮世绘：魔都的因素

初抵上海，人们多会为这个城市的无限生机和繁华感到震惊，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如此。

旧上海，指的是1843年“五口通商”开埠以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前那段时期的上海。开埠之后大量外国商人入驻，加上国内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战乱，迫使沿途地主巨富遍携家资迁入上海租界避难，狂涌而入的内外资本堆积出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今天的上海，再度辉煌，除却战乱，却也是拜和平年代政府主导下狂拥而入的内外资本所赐。

虽繁华和生机相似，新、旧上海之间的都市景观则大为不同。

旧上海，缘于“华、洋杂居”的特质，成就一个远东闻名的“魔都”。外滩英文译作“BUND”，原意为“筑堤”，到了19世纪，随着英国殖民经营渗透到东亚，BUND成了专有名词，意指“港湾居留地特有的沿岸空间”，几乎每一个港口城市，外滩都成为一切经营活动的起始点，上海也不例外。

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位于外滩最北端的英国领事馆和最南端的法国领事馆之间，就有了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丽如银行（东方银行）、旗昌银行、汇丰银行、法兰西银行等等商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有了英国上海总会、沙逊大厦以及汇丰银行等新古典风格的建筑，美国的工业实力也逐渐展示出来，30多幢包括银行大楼、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在内的美式建筑出现在外滩，其中就有捷克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24层高的国际饭店。

而近代上海的商业中心，则在公共租界的主干道——南京路上（大马路），它的具体位置就是从外滩到赛马场之间，包括了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这“四大公司”，它们大多是集休闲、购物和娱乐于一体。

大马路上的百货公司里，“西洋风”一阵一阵地刮起。而“西洋景”不仅落在有如万国博物馆的外滩建筑和林立的百货公司上，也照出了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当然，还少不了文人居住的“亭子间”。

 “狐步”标准

种种的西洋景，是活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上海舞台上的一群文人喜好描写的对象。这群文人，后来被称为“新感觉派”。穆时英是“新感觉派”里比较有名的一位，《上海的狐步舞》是他的代表作。仔细读《上海的狐步舞》，你兴许会发现，时下不少电影、电视中关于旧上海的表达都有抄袭穆时英之嫌。

《上海的狐步舞》本身是印象式的，它几乎就是一个个镜头的组合——首先它打出一行字幕“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接着打出一个画面：沪西。大月亮爬在天边，照着大原野。浅灰的原野，铺上银灰的月光，在嵌着深灰的树影和村庄的一大堆一大堆的影子。原野上，铁轨划着弧线，沿着天边直伸到那边儿的水平线下去。镜头的视线随着汽车的奔驰，看到“上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似的，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直到一座别墅式的小洋房前停了下来，别墅的主人进屋后，可以做他媳妇的太太刘颜蓉珠找他要钱，儿子小德也找他要钱，儿子要和后妈去舞厅跳舞。

1932年的新式别克汽车载着亲昵着的儿子和后妈到了舞厅，顺便也将观众的视线带到了那儿，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e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

接下来，镜头扫过黄包车上的水兵、印度巡捕，人的潮、车的潮，站在橱窗外的女秘书、扛着大包传单的主义者和党人以及蓝眼珠、黑眼珠的妓女，停留在暗夜里的建筑工地上：空地里，横一道、竖一道的沟，钢骨，瓦砾堆。人扛着大木柱在沟里走，拖着悠长的影子。在前面的脚一滑，摔倒了，木柱压到脊梁上。脊梁断了，嘴里哇的一口血……弧灯……碰！木桩顺着木架又溜了上去……光着身子在煤屑路滚铜子的孩子……大木架顶上的弧灯在夜空里像月亮…… 捡煤渣的媳妇……月亮有两个……月亮叫天狗吞了——月亮没有了。死尸搬走了，血地上，又建起了新的舞场、饭店和旅馆，最后镜头重又回到那个醉生梦死的上海——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这个穆时英式的“上海印象”，总的说来还是西洋镜里的上海。茅盾的小说《子夜》开篇时，上海滩丝业界大亨吴荪甫那从乡下避难而来的父亲上了码头进城时看见的上海正是那样的光怪陆离，所以吴老太爷受不了刺激猝死了。无论是穆时英，或是吴老太爷，他们都是用“中国人”的眼睛“看”上海。

 魔性的意义

自然，那时的上海并非全然是那样的，不然，它就失了魔性，也不会被称为“魔都”了。中国人“看”上海，看见的多是“西洋景”，而西洋人“看”上海，看见的又多是“中国风”。“西洋景”和“中国风”互相激荡，这才有了魔性。如同旅日学者刘建辉在《魔都上海》中所说，（上海）一边是与西方同步的现代的建筑、设施和生活方式在租界中蔓延，而传统的茶馆、妓馆和烟馆在“半殖民地”空间中，不断异化而产生出有别于传统的规模和功能，从而产生具有吸附力的魔性磁场。

譬如说，茶馆自宋代出现以后，一般规模不大，除少量小吃以外，也不存在其它的服务。但自从租界兴起之后，茶馆除商谈和休息之外更增添了娱乐的功能，像19世纪后半期上海最著名的茶馆“青莲阁”就在一楼设了说书场，并提供鸦片服务，还有无数的娼妓聚集于此。说到原来上海并不多的娼妓，为什么会在后来繁荣昌盛，也是托了租界法律不尽相同的福气。此外，鸦片馆更是成为奢华的社交场，而茶馆兼并烟馆、烟馆兼并妓院的现象也是十分普遍。

台湾电影导演侯孝贤，曾经拍过电影《海上花》，这部电影根据鸳鸯蝴蝶派作家韩子云著作以及张爱玲译注的《海上花列传》改编拍成，背景正是19世纪末期上海英租界的一所妓院。电影《海上花》里演绎的“清末风华”很迷人，却也是怀旧的。那么，现在人人都在“怀旧”上海，可那究竟又怀的是什么样的“旧”呢？怀旧的对象，是那个西洋的上海，还是中国的上海呢？抑或是“中西混杂”的上海呢？

不管怎么样，旧时的上海，有它自己的文化，所以才可以被怀想。那时的上海文化，因为有中西间的异质碰撞，产生魔力，可以说，这个文化的底子还是中国的，更缩小了讲，是江浙一带孕育出来的江南文化。好比说，你看《海上花》，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租界里的妓院原本应安在南京的秦淮河畔，而故事里各个人物表现出来的精于世故，犹疑徘徊，乃至它底子里的那种苍凉，却又是旧上海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学里对于情感的表达常有的是一种亮烈。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相仿于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1822年，“拱门街”景观开始在巴黎兴起，而百货商店的雏形也大约在那时形成。所谓“拱门街”，是玻璃顶、大理石地面，连接街道两边两排高雅豪华的商店的通道，有趣的是，值得今人怀旧的汽灯那时也还装在拱门街顶——看来，田园诗歌的乐趣一时间还没有被发达的资本主义扫荡一空，比如，那时的巴黎塞纳河的某些河段还是可以摆渡往来，城里依然保留了数百辆环城的花轿马车，无数的“游手好闲者”还是可以带着乌龟在拱门街里悠游闲散，这在19世纪40年代甚至还算是一种时髦的举动。

新与旧的碰撞，产生了都市的光怪陆离，对此，大诗人波德莱尔始终表现得十分着迷，但他诗歌里蕴涵的紧张和恐惧表明，他已经十分敏感地察觉到，新工业时代的来临将给社会带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到那时，拱门街顶上依然带有田园气息的汽油灯将会换成刺目的霓虹灯，而人群也不再会带来神秘的美感，各种用以控制的制度，比如户籍制度，将让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变成微不足道的符号。因而，波德莱尔的诗歌是赞美诗，亦是挽歌。

 魔性打断了吗？

海上旧梦一梦百年，停驻在1949的年轮上。

从1949到1976，进入了新中国的上海旧梦难续，褪尽铅华。这时的上海，“万国建筑博物馆”依然伫立在浦江之畔，但“华洋杂居”的奇特景观不再有，那些怀旧的文艺所喜好的茶馆、妓院和鸦片馆也不复存在。花园洋房、新式里弄、石库门这些在旧上海文化中发育出来的建筑形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发生了或微妙或显著的变化。

石库门，原本是太平天国时期江南一带乡下的地主老财为躲避战乱，携家逃到上海租界，仿照英国的联排式建筑盖起来的中式建筑。石库门虽然比不上地主在乡下的深宅大院，但总还是有钱人的住所。

但是，1949年到1976年的石库门是个什么样子？上海学者朱学勤回忆说，（1949年以后）几乎没有一家人有完整的石库门房子，典型的72家房客状态，“今天塞进来几家，明天塞进来几家，塞到1976年，一套石库门房子住进了30多家，大家共用过去一个家庭使用过的厨房，各种问题就出来了：厨房间会有几十个灯头，几十个开关，为外地人耻笑不已”。后来，常有外地人耻笑上海人精明算计，“螺狮壳里做道场”，大概就和这个时期的石库门生活有关系。

优雅、排场和西洋味，在上海公共空间里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里特有的“工人新风”。

现在还保存在上海大都市中的一个个“工人新村”便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见证物。“曹阳新村”是解放后上海建成的第一个工人新村，前不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领头完成了一个文化研究课题便是关于这个区域的。

解放初期，闸北、普陀这些工厂集中的地区，大部分工人仍住在用竹竿、苇席搭建而成的被称为“滚地龙”的“棚户区”里，生活十分艰辛。这也正是那些构建旧上海都市文化空间的学者们常常有意忽略的图景。

解放后，陈毅任上海市长时，他将解决上海300万职工住房困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5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潘汉年副市长受陈毅市长委托，具体负责筹建工人新村的工作。

曹阳新村在规划中位于中山北路以北、曹杨路以西地区，北接真如镇，南接大夏大学，且与长宁、普陀、闸北等工厂区相距不远。1952年5月，由当时的“海归派”、后在同济大学执教的金经昌先生负责规划设计的“曹阳一村”完工，共安置1002户居民，所以也称“1002户工程”。

兴起的工人新村无疑孕育出独特的新村文化，因为新的住宅样式总是与新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它自然也重塑了上海文化的格局。罗岗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和中国其它城市一样，解放后的上海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半殖民地城市到社会主义城市的改造过程，这是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而工人新村只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而来，上海迫不及待地向发达资本主义的狂想飞奔过去，90年代的上海，极力想要对接的却是那个30年代的旧梦，恨不得将那段社会主义的历史一笔勾销。

从1976年到2006年，30年改革开放，上海重新崛起，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龙头。与此同时，上海文化再度热卖，“怀旧风”愈刮愈盛。“怀旧风”怀的是怎样的“旧”？今天的上海文化究竟剩下些什么？

 上海离国际大都会有多远？

历史学者许纪霖说，（上海）之所以怀旧，隐含着对1949年后计划经济传统批判和反思的意味。上海的怀旧与西方各种各样的怀旧不同，欧洲或美国的怀旧通常怀的是中世纪贵族传统的旧，前现代生活的旧。西方的怀旧蕴涵着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生产关系的反叛。而上海的怀旧恰恰是一种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式的怀旧，怀旧是希望把上海历史中具有现代性的那一段发掘出来，作为历史的资源来反思1949年后形成的计划经济传统。

许纪霖教授的评论是有道理的。旧上海，因为有租界，有“华洋杂居”，还有江南文化的底蕴，她的文化才能够折射出出罕见的“魔性”，但被“怀旧风”裹胁的大众却未必真正懂得这个文化内里的杂糅和多元——看看“新天地”就明白了，石库门的外包装里面是西方舶来的大众文化，旧上海的风情只是全球化时代消费的一种附加值。

近代中国的上海，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中心，无论鲁迅、郭沫若等左翼文化人士，还是叶灵凤等曾经徘徊在“象牙塔里”和“十字街头”之间的现代派作家，都在这个城市留下深刻的印迹。同时，那些代表了时代新风的刊物和文化思潮也通常是先在上海出现，比如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上海就出现了从《创造季刊》、《洪水》、《语丝》、《狮吼》到《新文艺》及《现代》等一大批新思潮刊物，各种出版社也随之组建……

旧上海文化中心的品质在诸多的碰撞和流变中沉淀出来。

可惜的是，今日上海甚至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空间。上海许多报刊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的盈利状况，但这个城市已经无法提供给市民一份真正有新闻价值的报刊——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弥漫了上海滩的出版物，在追求国际化和法制社会的同时上海的报纸竟然倒退到用上海话谐音做版的地步。书商们也远离了上海，相反，北京和广州却成了新闻人和书商们活跃的大本营。

此外，真正有内涵、有品质的书店、咖啡馆、茶馆在上海也难得找到——比方说书店，台湾有诚品书店，它的每一个分店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整个布置、灯光、分类，形成了独特的诚品文化，书店不仅卖书，还有各种各样文化活动，比如定期的系列讲座、名流的演讲。许纪霖教授在比对台湾和上海两座城市的文化氛围时就说，诚品的品味是上海任一家书店都比不上的，类似于诚品这样的文化品质，北京的一些书店和咖啡馆也在逐渐形成，比如像清华园里的“盒子咖啡馆”。

可是，用金钱堆积出来的上海，似乎并不追求这样细致的“里子”，他们更醉心的是 “一城九镇”这样的伟大构想——事实上，这样的理想，更让人看清上海这座城市文化灵魂的苍白。

“一城”即松江新城，“九镇”分别为呈辐射状分布的安亭和浦江等九个小镇。为了营造异域风情，松江新城将被建成“英国城”，安亭镇是德国式小城，浦江镇以意大利式建筑为特色，高桥镇的理想模型是荷兰式现代化城镇，朱家角镇自然要凸现本土水乡古镇风貌，奉城镇要被塑造成西班牙风格小城，罗店、枫泾、周浦、堡镇建成欧美特色的小城……

有学者曾将旧上海定义为“世界主义”的，但半个世纪之后，为了寻回自我的魅影，如此人为地规划出一幅“世界主义”的图景，实在让人难得恭维。有人评价说，上海为了同纽约、伦敦、巴黎一样成为“世界城市”，才有了如此这番行政规划设计，背后体现的唯有长官意志而已。

毫无疑问，19世纪30年代的上海曾经上了国际大都会的榜，但21世纪的上海却不是——学者们无比热烈地探讨着上海究竟算不算国际大都会，却恰恰说明她还不是国际大都会。正如人类学家阎云翔所说的，上海无疑是今天中国最靓丽的城市，但她离自己的目标——做一个国际大都会，还是很远，因为国际大都会的标准不在于你消费了多少，而在于你为Global Landscape（全球景观）贡献了多少，这里的贡献主要指的是文化。

美国的旧金山只有70多万人，但她无疑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如果从这个思路出发，人们就会明白，上海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一个基于世博会的未来

工业革命的梦想会所

在上海成功举办2001年APEC（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谋杀”全球摄影师的菲林，为了给这座美丽的城市再加一道光环，2002年12月3日，上海又取得了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权。当摩纳哥投票现场传来胜利消息的时候，金茂大厦整个楼体好像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覆盖在楼体上的那8个巨型汉字：“申博成功，普天同庆”。上海方面宣布，将为世博会投资250亿，把上海世博办成有史以来最好的博览会。

斯时，中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黄金时代，而上海则站在中国纳入全球经济系统的最前沿。

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1851年，就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期，英国王室的阿尔伯特亲王操办了两次工业博览会后，随即产生了世界博览会的想法。举办地址选在伦敦海德公园。

事实证明，当大英帝国王室富丽华贵的马车出现在第一届世博会会址水晶宫的巨大的玻璃墙面前的时候，整个英国和来自世界的所有客人都为之震撼，英国制造了一个工业梦想的开始。

当然，除了水晶宫和第二届法国世博会的另一个建筑奇迹——埃菲尔铁塔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世博会的内容。后来，美国人在所有的世博会上都拿到了实质性的进展，美国在工业、电子和信息所创造的一系列革命性的“新鲜玩艺儿”，都在世博会上抓住了世人的眼球。无论是爱迪生的发报机、电灯还是留声机；抑或是柯达胶卷还有“世博会的牛角”——冰激凌；这是一个炫耀会所。人类所有的梦想和所有实现，都放在一个地方供人观看。就其本身而言，它代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195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上，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原子，被建成了重重2.4吨、高度124米的“原子球”，来表现人类对金属和钢铁工业的尊崇和对原子能和平利用的信念和期望。

而中国，作为一个正式的成员加入世博会，发生在1993年。这一年，世博会主办方国际展览局接纳中国为其第46个成员国。不过仅仅过了8年，上海就拿到了世博会的主办权，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炫目的结果，这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大国的行列。

 上海世博会，中国的“炫会所”？

2006年８月20日，炎热的夏天，上海世博会园区建设全面开工。相比于4年前申办成功时的举市狂热，动工显得静悄悄的，而此前的８月15日，世博会已经开始向全球20家企业发出参展邀请。

一方面这符合上海务实低调的作风，别一方面，缘于其间发生了很多争论。其中，关于世博会是否应在江南造船厂原址进行建设的争论最为激烈。

反对者认为，世博会从英国第一届开始，大多是临时性建筑，此番上海却要迁走前身为江南制造局的百年企业，意味着大批中国工业文物可能受到破坏。为此，上海有关方面出面表态，文物不会受损。

2006年的上海，开始为世博会从交通、场所、语言环境、志愿者等诸多方面着手进行初步准备。世博会走向上海的脚步，已经开始启动了。

无疑，相对于过去的任何一届世博会来说，上海世博会将会真正成为中国的一座“炫”会所。可以预见的是，一直到世博会举办的2010年，全球工业向中国转移的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由于中国具有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有大量农业人口尚待转化，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发展工业的天然条件。另一方面，21世纪的前10年，信息化的普遍应用时代将几近完成，比尔·盖茨“让每张桌面上都有一台电脑”的梦想会得到部分实现，现在已经进入信息化向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深入的阶段。在这个时点上，在中国举办世界博览会，上海无疑将是一个实地展现人类工业梦想的合适地点。

而上海为它的世博会提出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则反映了中国的另外一个现实：城市化。由于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高度相关。上海作为中国工业化最早、也是目前最为先进的城市，对于城市的意义，感受也是最深的。在这座城市中，可以看到来自中国每一个角落的年轻身影，他们当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农村。他们怀揣热情，来到这个梦想城市，试图用自己的努力来换取一份稳定的生活。而同时，上海本地的市民，尤其是中年以上的市民，则背负着时代转型所带来的重担，迎接由整个中国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努力去适应这个城市快节奏的生活。这些努力的叠加，有了上海今天的辉煌，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窗口。

 为上海，还是为中国？

为上海申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2006年回忆过他与前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一次长谈，谈话内容是关于世界博览会申请初衷。汪道涵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做上海市市长时，就提出过申办世博会的想法，1983年到1987年，汪3次出访日本，详细了解了日本举办大阪、冲绳和筑波3次世博会的情况，深深地领悟到世博会的战略性。作为一个在二战中战败的国家，日本在战后十几年就在东京举办了奥运会，在大阪举办了世博会。这两次世界性的活动，把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真实地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并进一步推动日本经济日后的突飞猛进。

从根本意义上说，世博会是人类科技进步的一种交流形式。汪道涵的看法是，世博会本身是一个展示的平台，而展示必然带来交流，也带来合作。世博会不卖除了纪念品之外的产品，所以它不同于以交易为目的的一般展会，甚至不能以交易成果来统计它的成果，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这种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平台，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进作用。

站在这样的高度上理解上海世博会，当然不会把这个难得的机会仅仅理解为只属于上海的机会。不过，在上海，很多人确实把世博会降低到上海的机会这样一个层面。以至于吴建民在３月份一次上海高校的演讲中，也专门向那些高校学子们讲述世博会的话题。当时他问台下的学子这样一个问题：“2008年奥运会是北京的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是上海的世博会，对吗？”

这样的设问，本身就包含着有着多年外交经验的吴建民对这种理解的不赞同。如果把世博会仅仅理解成为上海一个城市的机会，那么主办世博会就是一个入不敷出的举动。整个世博会投资高达250亿，这就意味着世博会必须要对整个中国的进步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仅仅一个上海，恐怕无法吸收一次世博会带来的众多科技成果。而同时，全世界更多的眼晴都在看着每一次世博会，如果因为地区阻隔，上海世博会成不了中国的世博会，那么它就会成为除中国以外的世博会，中国将失去一次重大的机会，世界也将失去一次重大机会。世界只看到了中国的上海，而中国则看不到上海世博会带来的世界。

 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点上

长三角作为中国中部沿海地区的战略意义已经无需再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脚步，从领先一步迈出开放步伐的珠三角开始，向内地、向长三角渗透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从2000年开始，精明的台商群落发出了“发现上海”的呼声，开始了向长三角进军的步伐，使上海和周边城市进入经济的一轮高速增长。但是到2006年，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群，在上海已经开始感到了生存危机。这已经不再是盛世危言，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目前，上海正处于这个时点之上。产业转移，订单转移，资金转移，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上海的对策是发展优势制造业和服务业，这是对的。但问题是如何来落实？囿于种种原因，上海在向内的融合度上远不如向外开放。对于向外开放，上海可以引进通用、大众、英特尔这样的国际巨头；向内——与长三角各周边城市的融合，则由于中国特有的地方保护主义而停滞不前。先有洋山港与宁波港的竞争，后有国际机场搬到浦东给苏州台商造成的不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于长三角是一个跨省跨区的概念，而各地都以本地的经济发展为第一目标，所以争夺不断，融合程度不高。

但对于上海来说，制造业成本高居不下造成的产业外移，使上海必然要放下高高在上的态度，因为无论是优势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是建立在传统制造业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地方保护主义仍行，上海的优势制造业和服务业又该为谁服务？

先入长三角，再入中国，这是上海的现实选择，而世博会正好是机会。从现在开始到世博会还有4年时间，而上海的传统制造业外移也正在过程之中。上海作为人才、信息和对向开放的窗口，其舞台作用非常明显。上海的现实选择是，在这4年时间内，完成与长三角城市带的融合。再利用世博会，建立自己服务于整个中国的地位。

上海已经开始捕捉这个机会。“服务经济”对中国来说是随着新技术的应用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概念。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正在迅速生长的中国企业，在专业化分工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都意识到核心业务是公司发展的关键。企业不仅不能办社会，甚至在专业化分工上也越精细越好。像人力资源培训、财务法律咨询、物流、人事代理等非核心业务，外包是一个重要方向，凡此种种，给上海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所谓服务经济，已非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业经济，而是一个架构于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高技术核心经济。在这个方面，人才集中的上海有巨大的优势。2006年1月10日下午，在一个座谈会上，出身浦东新区的上海市副市长周禹鹏说，涉及软件、物流、人力资源、金融配套和财务等高端领域服务业的进入，不仅提升了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有效发挥了吸纳海内外人才的载体作用，还不断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了投资环境。

而世博会无疑将给处于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上海带来更多的启示，除了给传统制造业趋向集中的中国带来机会外，它还将给上海带来服务经济的起点。给上海的人才、技术在中国面前一个展示的机会。

我们有理由相信上海会抓住这个机会。作为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城市，上海汇集过最优秀的人才，在30年代上海的黄金十年中，以强大的国际资本为背景和中国工业几乎为零的起步，上海尚且发展成为远东最大的城市，有着中国最强大的工业基础。70年后的现在，在中国全面工业化的今天，上海有一个更重要的担当——全面服务于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需要上海这样一个窗口，无论她现在是否处于转型之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现在正处于中国的城市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背景之中，自身又处于传统制造业向优势制造业和服务业现代城市转型的城市，能够借助世博会带来的科技理念和博大胸怀，同时还有巨大的服务业现实机会，实现这个转型，迈向真正美好的城市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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